自赤壁之战后，先是三国鼎立，后有永嘉之乱、五胡乱华，来来回回四百年间，搅得整个中原地区民不聊生、鸡飞狗跳。
这期间，大批汉族百姓从北方南迁，或僻入山野或依附豪强，使得整个国家的户口迅速减少。
而隋朝承袭北朝的经济制度，以人头与土地相结合，赋税的征收和徭役兵役的发动都是以户为单位，以人头为核算起点，要想知道确切的赋税额，其前提必须有确切的户口数，可是从南北朝以来，政府所掌握的户籍数，与实际户口情况极为不符，隐漏非常厉害。
造成隐漏的原因大致是：有些家庭的户籍，仅报丈夫，不报妻子；有些家庭虚报年龄，或老或小，避开丁男（国家年龄达到法定赋税徭役年起征标准）年龄段；有些游手好闲者，荡逃在外；还有的便是自甘为奴，成为大户人家的附属，税赋由大户人家出面包揽。
所以，开皇初年时，整个隋朝户口仅三百八十万户，隋文帝一看这个情况可是不成的，都特么逃税国家还要不要搞下去了，于是想出了“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两项影响深远的政策。
开皇五年，隋文帝采纳尚书左仆射高颖的建议，令州县官吏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和本人体貌进行核对，检查是否谎报年龄，诈老诈小，此为“大索貌阅”。
然后将百姓三百家到五百家编为一团，根据标准定户等高低，重新规定应纳税额，经以防止人民逃税和抑制豪强地主占有劳动人口，造成税负不合理现象，并济写成定簿，即称“输籍之法”。
通过这两项政策，大量隐漏户口被查出，增加了政府控制的人口和赋税收入，到大业二年全国的户籍增加到了八百九十余万户。
总之一句话，就是人民可着劲儿的想方设法逃避税役，官府也可着劲的查索逃税的百姓，
当然，这么做也不是没有用，到了大业五年的时候，隋朝的国力几乎达于极盛，全国一统，仓廪充盈，工役大兴。
然后善于谄媚的官僚裴蕴，还不失时机地向好大喜功的杨广提出建议，在搞一次全国范围的大规模阅实户口，说不定还能挤出一些人口来，杨广既能动用百万劳力营建东都，开凿运河，要调用众多吏职搞一次全国性的大搜索查户口自然不在话下，于是就有了第二次大索貌阅。
并立法规：凡是某地户口有一人不实，当地长官削职；若某人检举出某家隐匿一个丁男，可以此被纠之家代替输缴赋役。
此法规颁布后，结果二次“大索貌阅”共计增加丁男二十万三千，增加人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
因此，当大业十一年二月的这道要求百姓迁徙城居，令各郡、县、驿、亭、村、坞全都筑城，实行堡垒政策的旨意下达以后，自然有人猜测，这未必不是给第三次“大索貌阅”做准备的预防针！
那么，为国家查索隐瞒的人口，肯定是好事，但偏偏又搞什么“徙民城居，田地就近给授”却是动了各地大户的利益，想要居中找一个平衡的话，自然也就需要一些开创性的思维，好好动动脑筋了！
那么，令狐恒这娃到底是怎么想的没人知道，不过他的暗示却是非常的明显，那就是可以在这些浮客、良户的身上动动脑筋，但至于最终的结果，反正只要让他完成了朝廷下达的徙民居城的命令就好了。
各家各族，在搞懂了令狐恒的暗示之后，便也私下做了取舍商议，反正县丞的面子要给，自己的里子要顾，既要帮着县丞大人把朝廷的旨令对付过去，也不能让自己伤筋动骨，思来想去很快就拿出了一揽子的解决办法来。
这浮客之所以是浮客，是因为他没有土地可分，既然没有土地可分，呆在乡村倒也难活，不如全数上迁，也即是滞留村中的往亭、驿迁，滞留亭、驿的往县里迁。
当然，有人会问，浮客没有土地，你迁他不迁他都没什么意义对吧？
呵呵！你要这么想，自然是你的图羊图森破了，在把浮客都弄走以后，下面要对付的自然是良户了！
所谓良户，也即是没有土地，或不善于耕作，自主创业的民户，隋朝官府有个优点，便是把全天下的百姓都算作农业户口，不管你种田还是酿酒、扎桶、摆小摊，全以人头算户，只不过对于这类既没有土地可分，又主动入职百业求活为国家缴纳税赋的百姓，可以有一定的税赋减免。
作为良户，你说你在村中执业有什么前途，不管你是作何营生，自然要去大地方谋生才会容易，所以你也上迁便是了！
将浮客和良户弄走之后，虽然土地还是没找补出多少，可乡村却是大为空旷了不少，也收回了不少宅基地，此时再来筑城，将外迁转来的百姓集中安置，自然也就有了地方不是？
那么，对于这些外迁过来，又分不到土地的百姓，总要设法叫人家能吃饱肚子活下去对吧？
本地的里长、村长、族长便可以适时站出来，对这些百姓说：“呐！我这里有个洗厕所的工作，包吃包住还有工钱，你要不要先做上一做？”
呵呵！洗厕所什么的当然是笑话，其目的主要是鼓动百姓附籍，而所谓附籍也就是自贬为贱民，隋朝户籍制度跟之前秦汉时期、之后宋代的最大差异，是形成了“编户”与“非编户”两个不平等的阶级，编户为良民（自由民），非编户为贱民（非自由民）。
换言之，国家的编户齐民只覆盖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