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的父母在略微痛苦的情况下庆祝他们结婚三周年纪念日。我父亲鼓着两腮，坐在庆祝宴会的餐桌前，嘴里好像藏着坚果，一脸愧疚表情。“他种了牙之后，看上去就像只诡计多端的松鼠，”我母亲恶声恶气地说，“不过医生承诺，一个星期后就好了。
“她现在可以放心地这样说话，”父亲指责道，“因为她知道我现在没办法咬她了。不过别担心。我们松鼠记性好着呢。”父亲为了证明自己记忆力好，追溯至五年前，告诉一个在场的男子和他的妻子，他和母亲是怎么相遇的。
我父亲那时二十岁，干着给大楼安装电气设施的工作，他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公司，他每次完成一项工程，就拿着薪水，纵情享乐两个星期。随后他躺在床上休养两天，再去接个工程。
在某次狂欢中，他和一群朋友去了特拉维夫沙滩那边的一家罗马尼亚餐馆。东西不怎么好吃，但酒水还成，而吉普赛乐团的表演得棒极了。父亲在他的朋友们烂醉如泥被送回家后，还久久聆听着音乐家们的忧伤旋律。最后一个客人离开了，年长的店主坚持要打烊，父亲仍拒绝离开那支乐团。父亲凭借一些恭维的话语和金钱，那晚说服那些吉普赛人充当他的私家乐团。他们跟着他一路沿着沙滩漫步，演奏曼妙的音乐。我酩酊大醉的父亲不可遏制地起了尿意，所以让他的私人乐团演奏欢快的曲调，应和这一渗透性的事件。随后他对着附近的墙做人们在过度饮酒后都会做的事情。“每件事都很完美，”他说，松鼠般的脸颊上荡漾着笑意，“音乐，风景，轻柔的海风。”
几分钟后，欢欣被一辆警车打断。警察来逮捕我那打破宁静、未得许可进行示威的父亲。原来，他选来撒尿的正好是法国大使馆的西墙，使馆安保人员以为一个男人在一队欢乐的吉普赛乐手的伴奏下撒尿是一种创造性的政治抗议行动。他们立刻给警察打了电话。警察推着我爸进了警车的后座，他挺愉快地配合他们。座位又软又舒服，父亲在玩乐了大半夜之后，很高兴有机会打个盹。
不像我爸爸，那群吉普赛人很顽固，拒绝被捕，强烈声明他们没做任何违法的事情。警察试图把他们推进车，在争斗中，一个乐手的宠物猴咬了警察的头儿。他回以一声大吼，吵醒我爸爸。
我爸爸就像任何一个好奇的人一样，下车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在车外，他看见警察和吉普赛人正在进行一场有点滑稽的战斗，在他们身后，好几个好奇的路人停下旁观这场难得一见的表演。
一个漂亮的红发姑娘站在其中。父亲即使通过朦胧醉眼，也能看出这是他见过的最光彩夺目的女人。他从口袋里拿出电工用的便签本，取下总是夹在右耳上的铅笔，走到母亲身边，自称调查员以法莲，问她是否是这场事件的目击者。
母亲受了惊吓，说她只是碰巧路过，但父亲坚持要记下她的详细信息，以便之后再问她问题。她给了父亲地址。调查员以法莲再说出任何其他话之前，两个气疯了的警察跳到他面前，把他铐起来，拖进车里。
“我们再联系。”他从开动的车里乐观地朝母亲大喊。母亲在回去的路上一直害怕得发抖，然后告诉室友，一个连环杀手狡猾地哄她说出地址。
第二天，父亲来到母亲门前，头脑清醒，还捧着一束花。她拒绝开门。一周后，他们去看了一场电影。一年后，他们结婚了。
五年过去了。调查员以法莲不再从事电气工作，母亲也已很久没有室友。不过在结婚纪念日这样的特殊场合，父亲从橱柜里拿出一瓶特殊的威士忌，就是早已关门的罗马尼亚餐馆提供的那种，给每个人倒上一杯。“医生说第一周只能吃流质，她指的是汤，不是那玩意。”
大家碰杯时，母亲对自己怀里的孩子耳语道。
“当心啦，妈妈。我什么都听到了，”父亲说，往他鼓起的两颊间灌了一口威士忌，“再过十天，我就又能咬啦。”
那个男人从我父母家出来，坐上出租车。他妻子说，夫妻如何相遇，暗示他们将来会一起过怎样的生活。“我父母，”她说，“相遇时目迷五色，后来就像参加嘉年华一样过日子。”
“那我们呢？”那个男人问。我是在一家夜店迷上我妻子的。她进门时我正准备离开。在那之前，我们仅是泛泛之交。“我正要走呢，”我们在门边擦身而过时，我叫道，想要盖过吵闹的音乐声，“我明天必须早起。”
“吻我。”她大声回答着那个男人。他僵住了。不怎么了解她，但她一直似乎很害羞，因而她提出的这个要求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也许我可以再待一会儿。”我说。
一周后，他们成了一对。一个月后，他告诉她，她在夜店门边说的那句“吻我”，是我听到过的女孩说的最大胆的话。她看着那个男人笑了。“我说的是你打不到车。”她说。太好了，是男人自己误解了她。
“我们？”他妻子在出租车里想了一会儿，“我们相遇的方式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是一个样子，但你总是将它再创造为另一种更有趣的样子。这就是作家担没错吧？”
那个男人耸耸肩，觉得她是在轻微地责备自己。“我不是在抱怨，”那个男人的妻子说，吻了吻他，“我是赚到了。”
“那时你多大？”珊珊趴在逸轩身上。
“大概三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