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至唐一千年中，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在藩镇割据、连年战乱的时代中（仅910-953），北方的经济遭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人口锐减，加上水灾、暴政、战乱，经济一度陷于停滞状态。
与此同时，南方的割据政权由于环境相对稳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这些南方诸政权中，吴越国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在钱王“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基本国策指导下，大力发展基础建设。农田水利，手工业、商贸业等行业逐渐开始昌盛起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吴越国的经济走在了这个时代的前沿。我们今天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杭州等地的繁荣始于钱王开创的吴越时期。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其手工业的发展做个宣传。作为手工业中的特色，制茶、制瓷、纺织业那都是享誉海内外的，不仅内销，还外带出口（远销日本、朝鲜等地）。时至今天，杭州等地的手工业仍然凭借着优良的做工、华丽的装饰、精湛的工艺为现代人们所喜爱。
说起来，这一切一切的繁荣都要归功于当时完成这一重大转型的开括者——钱镠(liu)。
钱镠(liu)(852年-932年)，字具美(一作巨美)，年少从军，因其战功卓著，被任命为了杭州刺史。当时恰逢中原局势混乱，各地枭雄并起，钱镠也不甘寂寞，于923年割土自立，建都于杭州，管辖两浙之地，雄踞一方。
钱镠是一位合格的都市管理者，特别是在他统治区内修水利、筑海塘，疏浚湖泊、灌溉农桑、开拓海运，发展贸易，奖励垦荒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应该算是一代贤王的典范。
钱镠去世后，由他的继承者继续掌权。钱氏政权经三代五王的不懈努力，于最后一任国主钱俶（原名钱弘俶）手中到达巅峰。
钱俶虽没有先祖那样的高瞻远瞩，功勋卓著，却也可称得上贤明二字。在位期间依旧实行原有国策，繁荣超越之前。
作为一个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吴越文化，佛教兴盛是其高度发展的一个突出标志。
吴越国的统治短短不到百年，可在杭州境内兴建的寺院与塔幢竟达数百之多，可谓是当时绝无仅有的记录。吴越国民深受佛法熏陶，自然也愿意为佛事贡献一份力量。于是在短短百年的时间内，一座座著名的名刹古寺纷纷拔地而起，如杭州比较著名的雷峰塔、灵隐寺、保俶塔、六合塔、临安的功臣塔等等都是吴越时期修建的。时至今日，每逢旅游黄金周，人们依然会去这些景点参观游览，可以说它们见证了当时吴越文化的昌盛。
随着佛学的兴盛，文化的发展，印刷业也迎来了它的春天。印刷术记载着文化的传播。实际上杭州已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印刷中心，几十年后的活字印刷术由毕昇发明也绝非偶然。
吴越国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世人所称道。可你要知道，当时的背景是乱世，只有强大的军事武装力量才是王道。由于军事作战能力一般，地狭兵少，实力不足，吴越一直以效忠于中原王朝为主要军略。
宋军的南征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多个地方割据政权相继被消灭，这让南边一些小的政权国家感到了潜在威胁，但由于实力弱小，无力抗衡，于是他们动起了心思——请降。
其中吴越国主钱俶就非常懂得变通。当看到强大的宋朝崛起时，不再犹豫，毅然决然的决定归降朝廷。
变通并不是“背叛”，而是审时度势之后作出的正确选择。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英雄择主而事”说的便是这个意思。
懂得“变通”的人，绝不会固执的一头撞到南墙，绝不会凭感情办事。司马迁懂得变通，忍辱负重，才有《史记》的流传；爱因斯坦懂得变通，高瞻远瞩，才有“相对论”问世；鲁迅懂得变通，弃医从文，才有中国的新文化享誉海内外；钱俶懂得变通，才能让吴越国繁荣依旧，不受刀兵之乱。
公元978年，钱俶奉诏入京，自献疆土于宋，而宋太祖赵匡胤也非常的够意思，对主动归降的钱俶以礼相待，依旧封其为吴越国主，领天下兵马大元帅（虚职）之职。
看到这里，你或许会迷惑：为啥宋朝对阵后蜀、南汉总是会轻而易举的取得胜利？在我看来，主要还是归根于赵匡胤的精兵政策！
在早年间，赵匡胤的成名之战（高平之战）中，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将不在勇而在谋，兵不在多而在精”。这便是赵匡胤探索出来的新道路——精兵强将之路。
首先咱们先从“强将”说起。众所周知，赵匡胤在当上皇帝后，没用多长时间，便有了大动作——削权，即所谓的杯酒释兵权。这个历史书中也提到过，通过削权成功消除了掣肘皇权的力量，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
可我要说的是，在削权后，赵匡胤又在悄然间开始了一次洗牌，对那些忠心又颇具能力的将帅们，赵匡胤仍然选择了重用，比如慕容延钊、李处耘等人，依然手握大权，依旧是赵匡胤所依靠的左膀右臂。
不仅如此，赵匡胤还积极提拔年轻将领，比如曹彬、潘美、米信等人，都成为了宋初时的良将。
事实证明，赵匡胤的眼光很是毒辣老道，他所选择的这些人都没有令他失望。在他的带领下，这些人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匕首，以各自的使命将宋这个新生的王朝，带向了成功，带向了强大。
还是那句老话，一个人再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