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十岁，我生了一场怪病。
那时候刚上小学二年级，下午最后一节课，教语文的年轻女老师在讲李白的《静夜思》，我坐在教室第三排，看着前面的黑板，渐渐感觉有些不对劲了。
黑板上的字越来越模糊，脑壳里慢慢疼了起来，没几分钟，疼的快要撕裂，像是有只冰凉的手掌撕扯着每一根神经，要给我拽断。
我坐不住了，举手，跟老师说要去厕所，跑到厕所就不行了，头疼欲裂，恨不得一头撞死——那时候胆子还是小了些，没敢太用力，往墙上碰了几下，脑子里轰隆隆的，反而不那么疼了，额头贴着墙壁滑下来，抵在上面，全身没了力气，睡过去了。
也可能是晕了。
睁开眼睛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一大半，脑子昏昏沉沉的，一个又黑又瘦的身影蹲在旁边，好奇的看着我：“蒲凡，你咋了，中午没午休啊，怎么在厕所睡着了？”
是张兵。他和我一个村子，邻居，爷是个赤脚医生，大病小病都能看，谁家孩子吓着了惊着了也能鼓捣好，亲奶死的早，爸妈出去干活了，一直跟他爷生活。
前几年，他爷给他找了个二十岁出头的后奶，处的挺热乎，张兵皮得很，后奶老揍他，他就老往我家跑，和我这个同样没有爹妈在身边的孩子成了最好的伙伴，经常去我家蹭饭。
我比他强点儿，也经常挨揍，但爷和奶都是亲的。“头疼。”我看看张兵，伸手抓住他一根胳膊，借力站起来，才发现，嘴角黏糊糊的，直犯恶心。
地上有一摊水渍，估计是我没有知觉的时候吐的，里面有几根红色的线，弯弯扭扭的，像是中午吃的地瓜丝。
“你这一觉睡的长，都放学了。”张兵对那滩水渍没怎么在意，拉着我就往外走：“走，去你家吃饭。”
我又往那滩水渍看了一眼，摇摇头，擦擦嘴角，和张兵一起离开学校往家走。走了四五里山路，天快黑透了。
回到家，我爷没在，我奶煮了一锅地瓜粥，还有大缸里腌的疙瘩咸菜，各自给堂屋里的祖先牌位上了一小碗，转过头来，抓起旁边一把光秃秃的笤帚，作势要打，骂道：“你死哪儿去了，这么晚才回来，饭都凉了。”
“他在厕所睡着了。”我还没说话，张兵这小子立刻就把我卖了：“他没午休，上课睡觉挨训，跑到厕所睡的。”
奶奶没等我解释，上来就是两笤帚：“死小子，吃饭。”喝完地瓜粥，张兵和我去院里，借着月光玩弹石子。
用大拇指把小石头往坑里打，谁打进去的多就算赢，这小子准头不行，从来没有赢过。打着打着，我又感觉不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