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六十岁重病快死的时候，有人问他有什么遗言，他竟说自己没做到“三公”，怎么能死，可是他还是死了。人本应该有“尽人事，听天命”的豁达思想。
王肃的理论在魏晋初期影响甚大，成为魏晋的官学，可是魏晋士族社会进入鼎盛时期，士人都‘学在家族’，没几个人去上官学。
“道”的思想引入儒学，并成为儒学的基础，成为儒学的“根”，人们就自然的开始研究这“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大自然的规律到底是什么？
何晏说：“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他认为“道”或“无”能够创造一切，“无”是最根本的，“有”靠“无”才能存在，由此建立起“以无为本”，“贵无”而“贱有”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学说。何晏是曹操的义子，曹丕和后来的皇帝都很讨厌他，曹丕对亲兄弟还要下毒手，何况是义弟。何晏的玄学有自表心迹之嫌。
王弼以老子“有生于无”、“道”是宇宙根本的思想作为自己思辨的起点，极力发挥改造《老子》。他认为“无”就是老子所谓的“道”，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
王弼把宇宙的本根从老子的“道”，改造成了“无”。“无”处于王弼哲学的最高范畴，“道”、“玄”等则是对“无”从不同角度所取的称谓。王弼的“无”，并不是没有任何内容的“空无”，相反是本质的“全有”。他对“无”所取的多种称谓，反映了这个“混成无形”的“无”的丰富内涵。
在何晏、王弼的理论基础上，奠定以研究“道”为核心的玄学理论基础。王肃过分强调个人才德的、极端“有为”的儒学思想由此没落。可是儒学自身并没有没落，魏晋南北朝大多数学者只是把玄学当成儒学思想的补充。
汉儒学理论基础“天人合一”的不批自倒，使王肃引入“道”为根，意图将儒学理论重建。到何晏、王弼等人对“道”的研究，产生了玄学。
如佳将这个意思说与王戎。王戎惊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前所未闻。当然了，二十一世纪也没有人提出这个理论，人们不喜欢研究这一段令人伤怀的历史。在小农思想意识下，重农仰商，也不可能理解这一时期的贵族的‘自由流’。
王戎沉思不语，刘琨也是玩味良久，如佳一看竟然冷了场，也就接着说玄学兴起的第三个原因。
魏晋篡位立国，需要大臣们配合，最少要大臣们不干扰其所为。所以希望群臣胆小怕事，政治无为无欲，这奠定了魏晋思想意识形态中政治‘无为’的总基调。
这方面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曹操在处理许都失火事件的凶残做法。建安二十三年元宵节，耿纪、韦晃等五位汉朝志士，对曹操自立魏王，骄奢淫逸、欺君罔上的暴行痛恨不已，决定利用元宵节发动政变、火烧许都，然天不灭曹，政变未果，被曹操残酷镇压。当所有朝廷官员被押解到曹操面前时，曹操令在左右分设红、白旗一面，声称政变当日许都大火之时，主动出门前去救火的人站到红旗下，而闭门不出的官员站到白旗下；那些曾救火的人，还有虽然没有前去救火，但自认为救火肯定是有功之臣的人都站到了红旗下，结果有三分之二多的人都站到了红旗下，结果如呢？
曹操一声冷笑，命将站在红旗下的三百多名官员全部绑缚到漳河边砍头，众人一齐喊冤，曹操怒斥这些人：“不是为了救火，而是为了助贼！”。而那些站在白旗下闭门不出、坐岸观火的官员，反而幸免于难，并被重赏！
这就是无为被赏。这奠定了魏晋思想意识形态中政治‘无为’的总基调。
而士族的生活无忧，政治无为使得他们的人生理想转变为追求长寿，道家的‘隐居避世，养性保寿’被士族崇尚。
王戎对如佳的这个说法深以为然，叹道：”竹林七子，个个才德出众。他们荒诞不羁的行为后面，就是为了掩藏其内心的痛苦，他们在表达对司马家的不满。虽然我也被世人称为竹林七贤之一，但当时我年少无知，锐意进取，并不能体会他们的心情。当年出游，嵇康见到我，竟说我的出现败了他们的兴致，多年之后，我才知其中含义。”
王戎看着如佳道：“今天听你的高论，真是三生有幸，你的思想我听懂了：从宏观上讲，士族壮大后，需要一个讲究‘个人’的思想意识，在思想上为士族服务；微观的看，道被引入儒学，取代天人感应。然后‘道’成为最尖端的研究对象。成为玄学的开端；另外，曹氏和司马氏的皇权争夺的现实奠定了士族政治无为的总基调，你说的真是大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