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刘渊在平阳称帝,大晋举国震惊。东海王越不能坐视不管。于是号令天下做好讨伐zhunbei,开春之后与刘渊决战。
东海王zhunbei在两个战场全歼刘渊。第一路,以禁军王旷为主力,联合晋阳刘琨和长安司马模,从南、北、西三面夹攻刘渊,决战平阳。
另一路,以豫州刺史裴宪,幽州王浚、冀州丁绍南北夹击王弥、石勒。
大晋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两路集团军的实力都远超敌人。而且两个战场,大晋只要赢下一个,另一路敌人就会孤木难支。战争zhunbei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
可是,阳春三月,督荆、湘、交、广四州的东海王三弟却病死了。东海王三弟高密王司马略原本镇守老家徐州,前两年因王弥闹得欢,被迫退出青、徐。东海王就表其为征南将军,督荆、湘、江诸军事。其虽为东海王三弟,但他的高密王封爵是从父亲那里世袭的,所以他和东海王应该是一母同胞。东海王司马越加封王爵的时候,他的父亲还在世。所以他父亲临死前将王位传给司马略。
至此,在短短的两三年内,东海王集团核心,三个弟弟加堂弟司马虓,只有四弟司马模尚在人间。南阳王司马模坐镇长安,督秦、雍、梁、益四州。
司马略去世,东海王只好召集僚佐,商量由谁来督荆、湘。有人说东海王应自督荆州,反正他已经自督六州。再多一个也没什么大不了;有人说,应就近派身在江州的王澄来督荆州。
正在商议之时,朝廷公文发来。东海王打开一看,震惊不已,怒从心起。诏文上写:命山简为征南将军,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镇所为襄阳。
时年五十六岁的山简为‘竹林七子’之一的山涛之子,山涛到死一直认为山简没什么才能。可是山涛位列三公,宰相之子当然会被很多人吹捧。山简也算是西晋的名士。怀帝上台。山简做了尚书左仆射。也jiushi皇帝办公室的第一副主任(尚书令算主任)。山简一任尚书仆射就提出朝廷要唯才是举。ze口号非常好,但他没有‘可执行’性。就像有些人喊得‘高考不好,应该让最有才华的学生上最好的大学’。但是怎么让最有才华的学生上最好的大学?推荐吗?至少在现在看来。任何一种方法都比‘高考’更糟!更不公平,不具备可执行性。
在山简的唯才是举之下,和东海王打过仗的刘乔、司马楙又被huifu了爵位,和东海王有过节的温畿、周馥被委以刺史重任。这和东海王同盟大士族的战略方针向抵触。当然了东海王把大士族都拉了过去。怀帝想分权也只有找中等士族了。二十岁的怀帝小动作太多。太急了。
虽然帝相之争说到底还是权力之争,但是怀帝的做法威胁到朝廷稳定的根本策略。要知道在八王之乱中,多少人不拿皇帝当回事,是大士族挽回了局面。他们不会把到手的权力洒出去。
东海王为辅政大臣,一般(不成文的规矩)高官任命,最少要先给东海王商议,再下诏。前时晋封湘州刺史就未提前告知东海王,竟还派去了与东海王有罅隙的人来镇守。今天竟又没有提前告知。直接任命了山简。东海王岂能不怒?
东海王越看越恼,一把将诏书扣在桌上。狠狠地说:“从前我的议案朝廷总要拖延,如今我三弟才死了几天,朝廷的效率却好高啊!”
老头越说越气,将书桌重拍两下,大声说:“我大晋开创以来,哪有外姓镇守四州的!”
的确,直到前年才因王浚、苟晞功高,而各镇两州。僚佐心知东海王在怨恨怀帝,都不敢说话,只有裴邀不冷不热的说了一句:“朝中有坏人!”
僚众纷纷清醒,不能针对皇帝,于是纷纷附和:“朝中有坏人捣鬼,迷惑天听。”
怀帝自继位以来,天天上朝听政,东海王本不想和怀帝发生不合,z归藩。怀帝当年是被河间王立为太弟,齐王冏、长沙王乂、东海王越本拥护皇帝过继来的小皇太子,但是东海王执政后,为了大晋江山,而没有废掉本不正的怀帝(当时是太弟),而是看在他已经成年的份上,改变思路拥护了怀帝。
在年初原皇太子以谋反之罪被杀之后,东海王还是拥护了怀帝,怀帝多次下诏分封太守、刺史,东海王怒在心中,也并未发作。可以说作为“权臣”,东海王算是最克制的一个。
二十四史,由古人完成著作,其中充斥封建思想.一切都是东海王的错。可是我们用实事求是的眼光看,以东海王为首的军事同盟已经形成,大晋江山可以没有怀帝,而不可没有司马越。就像西蜀,可以没有刘禅,而不可没有诸葛。从现实的眼光看,怀帝只有像汉皇对霍光,明皇对张居正一样对待年老的东海王死去
我并不想为东海王表功,更不想替他唱赞歌,可是现实是东海王一死,没三个月怀帝就作了匈奴的俘虏。从此以后没有一个强人可以统御诸候。刺史、太守各自为战,被各个击破。
我国建国之后,范文澜等以新的观点编写《中国通史》,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我们是否可以用更开放的眼光看历史?
中国的二十四史都出在汉至清的农耕社会之中,由于社会变化微小,缓慢,使二十四史成为一个研究“人”与“人”guanxi的专著。它不研究社会。在二十一世纪农耕社会转向商业社会巨变中,人们对ze社会越来越陌生。
本文一个重要的新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