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秘书如今已是“化药振兴办公室”的主任了,想问题的角度也就不同了。
华北药业的生生死死,宏观的俯视,并不重要。
国企要死的原因,并不是一家两家的没有被照顾到,现如今,国家能够给国企的政策,基本都已经给了,在往后的一二十年里,能活下来的国企,泰半是靠银行贷款续命的。
每年20堪称疯狂的通货膨胀,里面有多少是国企吃掉的,很难说得清楚。90年代的下岗潮,与其说是快刀砍乱麻,不如说是拔掉了呼吸机。
胡秘书与华北药业并没有利害关系,但他还是很担心华北药业等国企的反对。
对国企来说,拆分重组是仅次于破产的大事了,甚至比破产还惨。一旦拆分重组,这家企业也就约等于消失了,同时可能消失或产生麻烦的,还有企业的退休金、医保报销等等问题。
80年代可是没有社会医疗保险的年代,企业工人退休了,就从企业的老干部局、老干部处、老干部科或者老干部室里领钱,这些老干办每年还会组织一些活动,例如过节的慰问,参加各种老年班,前往外地修养和旅游等等。总的来说,企业越红火,老干办的待遇就越好,像是东三省的国企,早在七八十年代,就有组织前往三亚旅游和修养的,黑龙@江省海@南市也不是一天练成的。
企业好的时候固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然而,企业糟烂了,工人同样是要一起倒霉的。旅游什么的就不用想了,过年过节的钱也别想多拿了,甚至被挪用了工资和退休金也变的很自然了。
国企改革的时候,冲在前面的经常不是年轻工人,年轻工人相对容易找到新工作,对于国企的变化也就不那么敏感,将要退休和已经退休的工人则是最不乐意的,因为他们的利益受损而没有补充。
拆分重组或者关停并转,对于国企工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概念。
一旦面临这样的窘境,工人们退无可退,必然是要闹一闹的。
一家工厂闹事也就罢了,如果是多家工厂联合闹事呢?
胡秘书可不想刚刚坐上“化药振兴办公室”的位置,就被人给赶下去。
但是,要是不做改革……不做改革,要他这个“化药振兴办公室”和主任又有何用?
胡秘书心中思量着此事,愁的一晚上都没睡好觉。
第二天,胡秘书的心情依旧难以平复,做秘书与做主任的最大区别,大约就是拍板时的抉择了。
一旦决定分拆重组华北药业等多家工厂,责任也就背在了身上。
责任这个东西,外人想起来轻松,自己想起来就沉重了。
旁的不说,普通人想想警察到自己家来,就担心的不行,以至于不敢作奸犯科。作为官员,做出影响无数家庭生计的决定,却毫不担心有没有人晚上来套自己麻袋,即使冒着警察上门的风险,依旧要收取贿赂,吃拿卡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正是这样的大无畏的传承,才有无数的官员,做出意义重大的决定。
当机会指向胡池胡秘书的时候,胡池同志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使他彻底的脱离了秘书的思维,成为了一名标准的官员。
胡池同志拿起了电话,打给了杨锐。
“杨锐啊,你说的计划,我还想和你再谈一谈啊。”胡池拿捏着语气,说出了推卸责任的潜台词。
“喂,喂,听不清啊,你是哪里?”杨锐望着没有来电显示的座机,很是无奈。
“你那边在做什么。”胡秘书更加无奈,话筒里全是嗡嗡的声音,令人发燥。
杨锐大声喊道:“我在开party啊,有外教和外企的人过来,趁机请其他人来,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啥爬梯?”
“就是……音乐流水席。”杨锐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回答了。
所谓party,由主人提供食物和酒水,随时供客人取用,同时全场放出音乐,可不就是音乐流水席嘛。所不同的,也就是中国人习惯了有固定的席位,西方人喜欢随意走动罢了。
但换一个角度看,中国的酒席,若是规模大一点,菜过五味酒过三巡,所有人都开始站起来敬酒了,席位也就是个歇脚的地方罢了。
胡秘书却是出过国,留过洋的,此时才想到party是什么,对杨锐的比喻也颇为无语。
当然,更无语的是,我这么焦虑,你竟然在家里爽?
胡秘书觉得不能如此不公平,于是道:“你的音乐流水席开到什么时间?欢不欢迎我也参加?”
“当然,您如果愿意来的话,再好不过了。party到晚上11点左右,不能太晚了,会被邻居投诉。”杨锐笑一笑说。
胡秘书问了地方,挂掉电话,再打给楼下,要到了车辆,才施施然的走下了楼。
这么一个电话之后,胡秘书莫名其妙的感觉到了轻松。
杨宅。
“音乐流水席”是一个在80年代,看来很奢侈的行为。
食物和酒水就不用说了,好些人如今还没达到温饱状态呢。就是音乐也不容易。要让两进的院子都能听到音乐声,至少需要一个大的录音机——杨锐有日本人送的音响,才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这可不是能在网络上下载歌曲的时代,想听歌放歌,还得另买磁带或cd,没有一样是便宜的。
对中国人来说,party简直是奢侈到了极点的行为。
好几个人,到了杨锐的宅子里,都要批判一番杨锐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