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沿海地带海防形势较塞防缓和，列强多忙欧洲战争和财富争夺，中国趁时出兵新疆，收复失地，如若不然，日趋严重，尾大不掉，愈加棘手。
其清醒认识到“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视西陲之成败以为动静。俄人攘我伊犁，必将久假不归。大军出关，艰于转运，深入为难。我军日迟，俄人日进，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
同时他表示东南海防局势没看起来那般困难，朝廷难道忘了东南沿海还有一位实力强劲的两广总督吴可。
以他对吴可的了解，除非远东英法联军再次联合出兵，而且还只能海军配合，才有可能于两广沿海地带成功登陆，否则列强军队绝对讨不到好去。
而此时新疆局势已经糜烂，朝廷再不动手平乱，等到乱军彻底稳定局势，朝廷再想有所动作，所需付出代价可不是眼下能比，就不知朝廷到时有没有那个财力跟魄力？
左宗棠原本只是一番实言，谁料却给吴可惹来不小麻烦……
而应左宗棠之请，吴可虽严密监视安南局势难以抽身北上，但还是发来奏折参与此次‘海防’与‘塞防’之争。他自然站在左宗棠一边，历史证明左宗棠的“海防”与‘塞防’联合才是正理，他自然不可能睁着眼睛说瞎话。
在奏折之中他几乎是拍着胸口保证，有他吴某人和手下部队存在，起码两广地区海疆不用担心，列强想从两广占便宜绝不可能。
……
朝廷反复斟酌，最后决计采用海塞并重的方针，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速筹进兵，节节扫荡”；同时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吴可从旁协助，两广水师作为南洋水师主力办理。
得，搞来搞去结果最受伤的，却是两广方面。幸好两广实力强劲吴可并不在乎朝廷的支持，否则还不得被气炸了肺？
……
话说清廷发迹于东北，叩关南下，建立帝国，据历史经验，重视陆疆，轻视海疆。康熙晚年曾道“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而沙俄在北方入侵暂时让清廷放松了海疆。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克天津，标志着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开始退潮，大清王朝渡过了覆灭危机。清廷常年作战，割地赔款，也已疲惫不堪，面临崩溃。
此时，西洋列强，沙俄日本，俱穷凶极恶。1865年后，清廷边境狼烟再起，沙俄以“代管”名义，进占伊犁，英吉利从中作梗，支持南疆叛乱，承认叛军阿古柏政权，试图分一杯羹。
陕甘总督左宗棠，七年一剑平定西北。到了1873年，左宗棠终于腾出手来，一边派军进驻河西走廊，一边向朝廷报告，准备进军新疆收复失地。
同时东海硝烟弥漫，1874年新兴日本为转移因改革维新所引起的矛盾，以琉球船民被台湾土著杀害为由入侵。钦差大臣沈葆桢带领中**舰“安澜”和“伏波”等前往台湾，李鸿章也紧急调集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入台，并运去洋炮20门。
清军到来，给予日军强大震慑。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亲到北京谈判，清廷因西北阿古柏叛乱，中法关系日趋紧张，两广总督吴可指挥手下亲自参与安南内战抽不得身，加上英美法三国调停，决定妥协。
经谈判，中国付给日本白银50万两，日本从台湾撤军。日本的突然举动，震动清廷，朝野哗然，再次引发了举世瞩目的海防、塞防之争。
1874年11月5日，总理衙门递上《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疏》，强调海防，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具体措施，请求饬令有关大臣讨论。
11月19日，前江苏巡抚丁日昌请人代递上《海洋水师章程》六条，提出海军分区设防并统一指挥，要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舰队，分辖北海、东海、南海三面海域。
清廷将总理衙门和丁日昌条陈交滨江沿海各省督抚及将军讨论，限一月内复奏。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本不在饬议大员之列，但总理衙门因其“留心洋务，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所以特别咨请其参加筹议。
此次争论，海塞防三种观an，以左宗棠和李鸿章两个实权派之争最为引人注目，两方派系各逞手段在朝堂展开激烈争论。
海防与塞防之争“复奏”期矛盾焦an在于防俄还是防日。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直隶总督李鸿章、原江苏巡抚丁日昌、浙江巡抚杨昌睿、两江总督李宗羲等共同认定日本“阴柔而有远志”，甚于沙俄，沙俄“志在蚕食，不在鲸吞”，日本却是“志在鲸吞，不在蚕食”。
而醇亲王奕环、盛京将军都兴阿、漕运总督署山东巡抚文彬等认为“各国之患，四股之病，患远而轻，俄人之患，心腹之疾，患近而重”，沙俄是最大敌手，当务之急是“严备俄夷”。
海防与塞防之争焦an在于传统与现实交锋。传统派和洋务派，争论如何救国，是固守封建礼教典章制度，还是学习西方现代文明。以大理寺少卿王家壁、通政使于凌辰为代表的传统派，寄希望“天朝上国”文物制度抗衡西方工业文明，以“天朝礼治文化”应对西方强权政治，指责李鸿章“以夷变夏”是卖国。
而以李鸿章、沈葆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