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在吴可率军横扫河南，欺负河南各地匪患之时，广州城发生一件微不足道的亚罗号海船小小外交冲突，却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亚罗号是一条划艇，这是一种用中西合璧方式制成的船。由中国人苏亚成于一八五四年在中国内地制造的，后来被卖给了一个在香港居住了十年左右的名叫方亚明的中国人。
方亚明在一八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将亚罗号在香港殖民政府登记，登记后领了一张执照。
有了香港殖民政府的执照，亚罗号就可以悬挂英国旗和受到英国政府的保护。它的全部水手都是中国人，只有船长是爱尔兰人，名叫唐玛氏肯尼迪。
肯尼迪曾清楚地表示过，他只是这条船上的挂名船长。
一八五六年十月三日，亚罗号驶进广州。在这之前的九月二十七日，它雇佣了二位助理领水员，名叫梁明太、梁建富。
这两个人是海匪，在同年九月六日曾经抢掠了两条中国货船。被抢的两条船的主人是个绅士，名叫黄连开。
劫案发生时，黄连开正好在船上。双方从早上七点开始火并，到了下午四点时，黄连开的人渐感不支。
在他船上的四个水手被杀之后，黄跳水逃跑了。
同年十月八日，黄连开到了广州，发现梁明太就在亚罗号上，他立刻认出了梁明太，因为梁明太的重要标志是没有两颗门牙，而在双方交战时，梁明太腰缠红带，头缠红巾，不断招呼同伴，向黄连开的货船开火。
黄连开立刻向广州水师报信。水师千总梁国定马上带兵登上亚罗号，当时，亚罗号既没有悬挂任何旗帜，也没有任何外国人在船上，他们看到的只有中国水手，于是就把这条船作为一条中国船来处理，把水手作为嫌疑人犯带走。
当时亚罗号的船长肯尼迪——唯一的外国人，正在另外一条名叫大特号（dat）的船上和几位朋友一块吃早餐。他们从远处看到了整个事件的过程。
其实，亚罗号是一条海匪船。肯尼迪利用亚罗号来接赃，他当然不愿意看到其中任何水手被中国政府拘捕，以防东窗事发。
因此，当他在远处看到中国水师登上亚罗号时，连忙赶回船上，希望通过治外法权以防止他的任何水手被拘捕。
他向千总梁国定强调，亚罗号是一只外国船，他就是亚罗号的船长，同时，把英国国旗，重新升了起来。但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
最后，只好恳求梁国定留下来两位水手看管亚罗号。梁国定同意了他的请求。
没有办法之余，肯尼迪只能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尽快把水手抢回来。他要抢时间，抢在中国官员的前头，在水手们还没有被中国官员审查之前就抢回来。
在这种情况下，肯尼迪为了使英国驻华领事巴夏礼立即采取行动，而虚构了扯旗的事件。
当亚罗号的其他水手（十二位）被梁国定带走后，肯尼迪立刻跑到英国领事馆向巴夏礼报告。
他的报告内容可归纳为两点：一、中国水师拘捕了他管辖下的一条英国船上的水手；二、中国水师扯下了当时在船的桅杆上飘扬着的英国国旗。
当时巴夏礼半信半疑，不愿意草率地对这么严重的事件“听信一面之词”。当时就派人去调查。
而他自己又翻阅船只的登记簿。虽然巴夏礼对肯尼迪的诚实程度有所怀疑，但亚罗号的执照证明它是受英国保护的。（其实，亚罗号的执照已经过期了。）
因此，巴夏礼也觉得有责任去领回那批被拘水手。
当巴夏礼接获有关亚罗事件的口头报告，得知亚罗号的十二名水手均被拘禁在附近的一条船上后，立刻登船索人。
巴夏礼来到关押被捕水手的船上后，要求梁国定把水手们带到英国领事馆以备审讯，遭到梁国定的拒绝，巴夏礼于是虚声恐吓，以武力相威胁，并准备亲自动手放人。梁国定当然不允，于是双方纠缠起来，在纷乱中，巴夏礼挨了一记，他顿时怀恨在心；但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先撤了回来再做计较。
这一拳改变了整个事件的性质。
挨了一拳的巴夏礼回到领事馆，心中忿忿不平，写了一份措辞尖锐的申陈，送给两广总督叶名琛。申陈一开头就说：“我赶忙让阁下注意一下需要立即洗雪的奇耻大辱……以你的才干来说肯定会使你立即承认，这种公开的侮辱一定要得到同样公开的洗雪方能罢休。”
“我要求阁下命令梁国定亲自带领被拘水手，在我面前送回亚罗号船上。”这份申陈以武力威迫作结束。
同时，还给他的上司驻粤公使兼香港总督司包令爵士写了份报告，说他在亚罗号事件发生后，亚罗号的船长来报案，他当时就派“人”去调查。调查的结果，令他相信“英国船亚罗号在珠海炮台附近升起旗帜停泊的时候”，被中国水师拘捕了差不多全部水手，“还扯下我们的国旗，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奇耻大辱”。
可以看出，在动武之前，巴夏礼只是要求那些被捕水手被送到“英国领事馆”；动武以后，却要求梁国定在他面前将水手送回亚罗号。动武而带来的无名耻辱，对巴夏礼有莫大的影响，促使他对扯旗的事，作了些不实的报告，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他对整个亚罗事件的态度。
正如上面提过的，在十月八日事发的早晨，在第一次听到肯尼迪的报告时，巴夏礼是半信半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