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乱反正后，百废待兴，国家转向恢复国民经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政府提倡兴办国营商企，乡镇领导主办乡镇集体企业。80年代，由富有乡提升为富有镇，再升级为口子镇，县里的样板镇，主要因素就是乡镇企业的不断壮大。从第一家自来水厂，到随后的竹针厂，木筷厂，蚕丝厂，食品厂，大理石厂，塑料制品厂，编织厂，煤矿，茶场，木材场，砖瓦场，碎石场等，大大小小一百多个乡镇企业的创收和盈利，支撑起乡镇的财政和税费收入。这些乡镇企业的创办和壮大，就是当时镇领导——书记谢清溪的政绩了，顺利实现成为县长候选人的志向。
书记高升，将由谁接任呢？
几年前，王为民从县直下来任副镇长，再到镇长，走常规程序，他要接任书记之职。但他不学无术却又横行霸道，对弱小和善良怀着深刻的敌意和恶意，对弱势群体充满着鄙视和厌弃，对公共秩序和道德，对社会责任和良知，从来躲避与背离。不管在什么年代，王为民都是积极分子，过去，他组织过造反派，参加过武斗，殴打过老师，举报过小伙伴，当过红小兵，串联到过北京。现在，他只会暗中勾结社会游汉暴徒，市井泼皮无赖，发展自己的地下势力，拉帮结伙，党同伐异，不择手段地抢班夺权，做霸王，分利益。
要知道所谓的游汉，流民，打手，都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好勇斗狠，不事生产，不务正业，一旦天下有变，这个就是最大的动乱之源。这伙人，和乡镇干部及企业领导没任何交情，只等着王为民当书记后，再到各企业当领导，坐收成果，瓜分果实。真说起来，王为民一伙人，甚至和他们有了利益冲突。毕竟企业是他们在持续投资，在辛苦创业，不断付出心血，王为民和他的亲信，强抢恶夺企业领导权，如此做法，等于抹杀了他们的权益，砸毁了他们的饭碗，将他们扫地出门。
古时候打劫是这样：“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这语言，多么粗鲁，这作派，多么野蛮！占山为匪徒，明火抡棒，拦路抢劫，多么无法无天！现在发个红头文件就范：“兹鉴于某人某年做过某些事，经组织慎重调查，反复核实，由于某人的违法乱纪行为，直接给国家和集体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在民意和社会言论的督促下，最终决定撤去某人担任的某项职务。经再三考虑，通过某某大会讨论，决定由某人暂时代理该职务”。这措辞，多么优雅，这腔调，多么文明！晓以大义，晓以利害，兵不流血，杯茶释权，多么先进技术！
他们开山拓荒，栽树施肥，没想到不仅果实被过路人抢走，连果园也被占去。自然不服，不甘。他们跟上时代发展的趋势，敢为人先。理想和激情，良知和责任，精明和实干都是一流，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去，处处不留爷，爷回家种田去。他们在商企间浸染几十年，当然明白，主流之外总会有另类，必然之中也还会有例外，从来不会毫无保留的相信所有都透明，一切都公正。对现在卸磨杀驴的境遇表示不满，他们愤怒和反抗的姿态，也只是断然拒绝与这伙人合作，他们不等王为民布局设套收拾，主动向谢清溪递交请辞书。
乡镇干部和企业领导，近百人集体辞职，登上省日报头条，轰动一时，惊动朝野。窝里斗挑事端，闹矛盾捅娄子，越级投书，炮制热点话题，借媒体社论施压，挟胁，逼宫，用社会舆论把政府部门和管事领导架在火炉上焚烤，这就有点过分了。上司与下属发生冲突，即使檫枪走火，问题闹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别说各机关单体有政纪，党纪，督察部门的设置，就是政委，党委内部也配备了专职人员，负责协调处理此类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正式程序，举报，或申诉，只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必会调查核实，给以明确的处分意见，并通报示罚。若基层徇私舞弊，处理不公，还可向中层申请复查，或上访举报。不走寻常渠道，耍非常手段，投机取巧往往要承担后果。他们想逼走王为民，没料到王为民没轰走，谢清溪也没升级，保持原样，连任一届。乡镇干部和企业领导也原封不动。
表面看不出谁输谁赢，大家都原地踏步，实际上却伤了他们的心。就像报社论坛，记者点评所述，在中国，决定一个人生存状况的，是人情关系，而不是才能、业务或学识。这个时代，一个人只有处事通融圆滑，八面玲珑，嘻嘻哈哈，并且拥有强大的人脉，才能在社会寻求一席之地，否则一切都是徒劳。某些人认为，只要不伤及面子，一切问题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说假话，空话，大话，一直受到褒奖和鼓励，而说真话则会受到压制，打击，和残酷的迫害，导致事实的真相被歪曲，遮蔽。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习以为常，这恰恰是需要深刻反思的地方。
此后几年，他们要么请调，逃离富有镇，要么辞职，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碗里有饭，大家抢着端，抢着吃，精明能干的弄潮儿走了，靠关系走后门的分食者来了，90年代，乡镇企业纷纷倒闭。再后来改革开放，他们施展才能的机会来了，或经商，或办工厂，企业再度崛起，不过变换了所有权，由集体变个人，由公办变民营，由国有变私有，代管变拥有。
事件最大的受害人是袁焕轩。因为他是省日报的特约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