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品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到边远的贵州地区,从江南到江北。雇佣长短工进行农业生产,已经成为社会中的常见现象。这样,佃农雇工就成为大部分土地的真正劳作者。他们或通过交纳地租,或通过领取工值的方式谋生。但显然地主在产品分配中占据绝大部分,佃农雇工仍然徘徊在贫困线上。因此,这些赋税钱粮的真正负担者仍然是佃农雇工。
在满清的统计资料中。雍正实施“摊丁入亩”,百姓迫于重赋而背井离乡,到了乾隆年间便有大批流民涌向东北或东南沿海,他们的目的地越来越趋向原本自然环境较差的地区,如宁古塔原为清政府流放犯人的地方。
这表明。统治者希望通过“摊丁入亩”政策减轻赋役负担、安辑人民来固定税收的方法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他们无法控制赋税征收从而稳定社会。由此可见,“摊丁入亩”政策并未减轻人民负担,相反,它促使大批农民逃往外地,流民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
钱穆所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满清吹嘘的仁政“摊丁入亩”可谓是一针见血的评价:
“清代有所谓地丁摊粮的办法,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税。这是他们自己夸许所谓仁政的。在康熙五十年。当时全国人口统计,共二千四百六十二万口,从这年起。清廷下诏永不加丁赋——即人口税,而人口则还是调查,五年一编审,但丁赋永不再加了。”
“实际上,这一规定,并算不得是仁政。因从中国历史讲。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运入地租。后来还要农民服差役,或者出免疫钱。这是后来的不对。王荆公制定了免疫钱,过些时,人民又要当差了,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条鞭法来,再拿差役归入于地租。”
“满人跑进中国,一切都照明制,田赋额也照万历年间的则例征收,那么差役已经摊在田租里,而此下还是照样要差役。到了康熙时,再来一次地丁合一,这还是照着中国历史的惰性在演进,朝三暮四,最多恢复了明代万历时旧额,其实非此而不能。这哪好算得是仁政?”
“何况地丁合一后,实际上赋税还是在增加。所以这一办法,很快就失其讨好民众的作用。而且就基本说,人口税加进地税,将来人口愈增,就形成人民对国家不负责。直到现在,中国一般人民,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则对国家就象不要负什么责任似的,这实在也不算是好制度。总之,清代在制度上,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的。”
朱永兴掩卷沉思,固然研究资料没有那么详细,没有那么准确,但他还是看出了问题的大致所在。看来,他也被包衣们的歌功颂德与扯虎皮当大旗所迷惑了,提出所谓的仁政“摊丁入亩”实在是有些草率了。
就象过高估计了八旗的战斗力一样,自己还是免不了被满清所篡改的历史所蒙蔽或误导啊!
朱永兴苦笑起来,他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赋役制度的形式可以改变,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剥削的基础,惠政也惠不到佃户头上。谁有土地,谁占主动,谁才有决定权。除非国家用强令规定田租地租的数额,并用暴力机器保证政策的实施。但在目前,却是不宜干预的。
而且,中国古代一直有丁税,但一般一户人家的土地是一定的。人口增长代表丁税增加,负担加大。这从客观上限制了人口增长,与朱永兴所希望的人口大量繁衍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要想使人口大量增长,便要使其不再受土地资源的限制,或者使土地资源大量增加。取消人头税,削弱人身控制,并且加快人口流动,这是一个办法;而对外开疆拓土,也就是侵略掠夺,则是另一个办法。
警钟再次给朱永兴敲响,让他知道,即便是穿越者,也不是百分之一百的正确,也有犯错误的时候。
而且,任何改革措施,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福利均沾,必然经过一个长期的摸索和磨合期,以让改革措施更加适用于社会经济的需要。他提出摊丁入亩,出发点是好的,确实是要解决农民的赋税问题,让农民减轻负担,同时让国家财政增收。但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如果不能完全解决土地问题,社会发展的阶段就摆在那里,便无法实现更高层次的突破。
抛开满清的“仁政”——“摊丁入亩”,朱永兴又认真考虑起“官绅一体纳粮当差”的政策。
古代王朝为什么会灭亡,为什么逃不脱三百年轮回的厄运,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土地兼并的结果,就是劫贫济富的结果。
比如明朝,掌握大量土地的人不需要缴税,赋税却转嫁到了无地少地的人身上,王朝初期问题还不突出,到了中期矛盾便开始尖锐。因为王朝初期特权阶层还是少数,不需要缴税的土地也不占多数。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就开始加剧,特权阶层越来越多,比如有功名的人,致仕的官员,皇亲国戚,皇帝赏赐给某人的土地,地主士伸富豪等等。就这样再熬一段时间,问题大爆爆发,王朝被推翻,接着就是新一轮的轮回。
朱永兴要想结束这个轮回魔咒,就必须解决土地兼并,但又不能违背中国千百年来的土地政策传统,那么只剩下统一纳税和向外扩张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