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表面文章(1/2)

最关键的是，这是“明发上谕”，不是“奏折交议”，就是说，这是既定的决策了，是“成法”了，不是拿来给你们讨论可行与否的。当然，也没人拦着你唱反调，但“上头”因之改弦更张的概率极低——上折反对，除了得罪当权者，并叫“上头”觉得你不识大体、不知进退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节骨眼儿上。

这件事情，台下一直如鼎如沸，台上一直波平如镜。最终，没有任何人上折对之发表任何“正式的”看法。

对于“太后劳军”、“两宫阅兵”这种“开天辟地未之有也”的天大事情，朝廷上下，居然完全吞声不语，真正是一个奇迹。

这个情形，是一个重要标志——这意味着，关卓凡秉政中枢之后，经过了一系列的对内对外斗争，权威终于得到了初步的巩固。

当然也有人暗地里痛心疾首：道路以目！

不过，没有多少时间给保守派们捶胸顿足，“天大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叫人应接不暇。

第一件，是两宫皇太后和皇上，要接见日本的女天皇了。

主持其事的礼部，领这个差使之时，上上下下个个兴高采烈，以为这次可有风头出了；但真正着手之后，很快便发现，真是愁死个人！

本来理藩院也想插手这件事的，后来被关卓凡踢了出去。因为理藩院主管蒙、藏、回等地事务，如果让理藩院参合进来，就会给人一个印象：中国将日本视为藩属。

而关贝勒定的调子非常清晰：日本不是中国的藩属，在礼仪上，中、日两国必须“相敌”——就是“相当、相匹”之意。

这种礼仪，不要说本朝所无，明、元、宋、唐、晋、魏、汉、秦，一路上去两千年，也从来没有见过啊。

再上去，战国、春秋。国君之间，“相敌”的倒是不少，可那都是诸侯会盟，公侯伯子的，拿来比拟天子，也不成体统啊。

再上去，三代之事。礼制散佚，渺不可考。似乎也没有可以参详的例子。

唯一比较接近的“故事”，是前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来降。

其时，汉有司咸曰：“单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礼仪宜如诸侯王，称臣昧死再拜，位次诸侯王下。”

宣帝同意了“以客礼待之”的原则，但指示要提高具体待遇。单于应“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

把单于视为“王者所客”，“位在诸侯王上”，就隐然有“相敌”的意思了。而且，见面的时候，宣帝还“诏单于毋谒”，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客气。但呼韩邪单于毕竟还是“称臣”。所以，这个“故事”，依然不好用。

几千年来，中国的对外交流，一直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外交。畿服、册封、羁縻、朝贡，不论叫什么名字。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本质上都是一张以中国为中心的散射状大网。在这张大网中，中国居天下之中，高高在上，王八之气四射；别的国家，只有诚心向化、纳头便拜的义务。

在中国的青年时期，国人的心态还是比较健康的。承认在这张大网之外，另有天地，和中国的关系，是彼此独立的。比如汉朝之于安息——帕提亚、大秦——罗马。这是对自己势力不能远及其地的务实态度。

中国年纪愈大，国人的心态便愈加扭曲。到了清朝中后期，干脆就不承认这个世界上还有“漏网之鱼”。不论哪个国家，不论距中国有多远，不论以前有没有听说过，凡派了使者到中国来的，都叫“朝贡”。

既然都是来“朝贡”的，自然就都是臣下。天无二日，中国的礼仪制度中，根本没有给一个外国国家元首留下同中国皇帝平起平坐的空间。

这套嗑，从道光朝庚子年英人炮击虎门大角炮台始，便注定唠不下去了。

这套东西不改，中国就无法正常对外交往，中国就不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近现代化就无从谈起。

改，就从接见和樱天皇改起吧。

从这儿下手，保守派也相对容易接受。日本的政治、经济，已被中国事实上控制，中国皇帝以平礼接见和樱天皇，在朝廷内部，尽可以看做一种特殊的“礼遇”，看做行“羁縻”之事。这样，保持着高高在上的施舍心态，保守派就不会有什么屈辱感。

事实上，虽不中，亦不远。

原时空，坐上“大满洲帝国皇帝”的位子没多久，溥仪出访日本。对这个地道的傀儡，日本皇室和政府却极尽礼数。

溥仪乘坐的日舰“比睿号”进入横滨港，数十架飞机空中编队致礼；天皇二弟秩父宫雍仁亲王在码头迎候。

到达东京，天皇裕仁亲率王公亲贵和全体内阁到车站迎接；国宴款待，检阅军队，凡同时出现在公开场合，裕仁和溥仪，必出则同车，入则并行。

更有甚者，天皇的母亲贞明皇太后，打破常规，在后宫宴请溥仪；宴后，和溥仪挽手游览御苑。呃，您没有看错，确实是日本皇太后和“满洲国皇帝”携手同游御苑——这画面太美我不敢看，想一想，也是……醉啦。

本时空，溥仪这个家伙不知道还能不能生出来，如果还是能生出来，老子抽他的屁股。希望四十一年之后，老子还没有挂掉吧！只是，现在才1865年，连溥仪他老爸都还没有生出来呢。

略略离题，关贝勒的意思是：向原时空的敌人学习，该做的表面文章要做。而且，做，就要做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