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道敕命，是解除岩仓具视的“蛰居”——完全在关卓凡料中。
上述两道敕命尚属于“皇室内部事务”，虽然“违规”，但幕府勉强还能忍受；可第三道敕命出来，却真正是踩到了尾巴，不跳起来都不行了。
这道敕命是：松平容保升任权大纳言，不再兼任京都守护职，“麾下会津壮士皆赐金返乡”，皇宫守卫之责移交给驻扎在京都的萨摩藩兵。
“权”是“权且”之意，就是代理的意思。不过，署理也好，真除也好，这都是再明显不过的“明升暗降”。
最关键的是，倒幕派意图从幕府手里夺取皇宫的控制权——也即天皇的控制权，这是继去年“禁门之变”后，倒幕派又一次向幕府发难。
只不过，萨摩藩在其中的角色完全翻转了过来。昔日之敌成为今日之友，昔日之友成为今日之敌。
一直态度**的萨摩人终于露出了利齿，准备咬向一直努力向他们示好的幕府。
幕府方面大哗。
德川庆喜不能再装傻了。他指示松平容保，“此乃伪敕，不能奉命”，然后命令会津、桑名二藩的兵马，以及在京都的新选组、见回组，提高警惕，全神戒备。
萨摩藩方面开始动作了。
作为“驻京机构”，各藩在京都都设有藩府，大藩的藩府还不止一处。新选组早就注意到，萨摩藩府近来人员进出频繁，其中颇有几个是有倒幕的嫌疑的。但萨摩藩是幕府着力笼络的对象，同时萨藩在京都驻有很强的兵力，因此，怀疑归怀疑，新选组只能在相关人员后面跟踪一番，并不敢直接上前讯问或干涉。
萨摩藩府前面的道路禁绝交通，路两头都筑起了街垒，守卫藩府的藩兵穿着西式军装。荷枪实弹，在街垒后严阵以待。
驻屯在京都郊外的萨摩藩兵大队，离开驻地，向皇宫进发。
幕府一直以来的情报，是萨摩藩驻京的兵力为一千人，然而，这批正向皇宫挺近的萨摩藩兵。却至少有一千五百人——另外五百人是什么时候多出来的？！
德川庆喜接报大吃一惊。
他紧张地计算着敌我力量对比：
会津、桑名二藩，加上幕府亲军。还有新选组、见回组，幕府在京都的总兵力为三千五百人左右，数量上远远超过萨摩人。但萨摩藩军素以凶悍闻名，且全以西法训练——德川庆喜明白，人家是真正的“西法训练”，不是幕府挂羊头卖狗肉的“西法训练”。而幕府这边，真正有战斗力的，只有会津藩和新选组，桑名藩、幕府亲军以及由旗本子弟组成的见回组。都不足为恃。
如果萨摩兵只有一千人，还有取胜把握；但对方现在多出来五百人，胜负之机，就难说的很了！
如果一战而败，后果不堪设想——特别是在自己正准备接任将军的紧要关头，绝不可以承担败弃皇宫甚至京都的责任！
本来，萨摩藩是守卫京都的得力帮手。一旦翻脸，却立即成为最可怕的敌人。
德川庆喜的额头上冒出汗来。
最后，他决定，不能开战。
那么咋办？
谈判。
萨摩藩的代表是大久保利通——幕府不晓得这个家伙是什么时候到京都的；皇室方面的代表是岩仓具视；幕府方面的代表是胜海舟。
对于幕府方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谈判，因为对方握有“圣旨”。而谈判的时候，你不能梗着脖子硬说这是“伪敕”——那样还谈个屁，打就是了。
德川庆喜找来找去，找不出一位合适的使者出来——他的手下，实在是废物比较多，能用的比较少。最后，没有法子。只好启用已经被免了职的胜海舟。
胜海舟是幕末的一朵奇葩。他不但是幕府内部、也是全日本范围内，最早认识到“幕藩体制”将无以为继的人。他并没有走上倒幕的道路，却总是在有意无意地挖幕府的墙角。比如，他开办的神户军舰操练所和海军塾——这两者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关系，基本就是一个倒幕人才的培训学校，最著名的学生，就是坂本龙马。
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幕藩体制”中最大的一个“公知”。
相对德川家茂，德川庆喜对胜海舟的“底子”摸得更清，因此一掌权就免了胜海舟的军舰奉行的职务，替之以小栗忠顺。但德川庆喜也承认，胜海舟才华出众，加上他特殊的政治取向，倒幕派多少要给他些面子。在目前这种情形下，幕府方面，找不出比胜海舟更合适的谈判代表了。
谈判的结果是，双方各退一步，幕府让出皇宫的乾门给萨摩藩，皇宫由会津、萨摩二藩“共同警戒”。
这个方案，德川庆喜虽然不满意，但勉强能够接受：可是松平容保不干，他破口大骂胜海舟“卖国”，声称“要打便打，寸土不让”。
德川庆喜不好劝松平容保“委曲求全”，更不能直接下令会津藩“撤防”——那样的话，“卖国”的帽子随时会飞到他自己的头上。再说，下令了松平容保也不见得会听。
萨摩藩和皇室对会津藩的“毁约”颇为意外，不过，二者的反应并不一样。
倒幕派公卿大为兴奋，认为可算找到了开战的理由，撺掇大久保利通立即向皇宫发起进攻，“讨逆除恶”。
但是大久保利通可没那么高兴。他其实并不想和幕府在京都大打出手，不是怕打不过幕府这班虾兵蟹将，而是怕事情闹大了，引起山口城的中国人的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