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伎在日本,跟京剧在中国的地位仿佛,都算是“国粹”。
歌舞伎的创始人,是在日本妇孺皆知的美女阿国,因此前期的歌舞伎表演者,多是年轻貌美的女子。兴盛之后,便有不少被称为“游女”的女子,加入到表演里面来,演出过后,还可以陪客人睡一觉,让客人尽兴而归。
在日本的官府看来,这就算是“伤风败俗”的事情了,终于下令禁止年轻女子从事这个行当,于是歌舞伎的演员,便从女子,转化为男子,说起来,跟京剧倒也有几分相似。
然而人的yù_wàng,总是很难被完全抑制住的。在长崎,便有一家极其私密的歌舞伎馆,甘冒禁令,以“巫女”为舞伎,专门招待身家豪富的贵客和商人。
巫女,指的是年轻的未婚女子,而这家歌舞妓馆,就是钦差关大人点名要去的“鹤馆”了。
之所以点名要去,是以因为关卓凡知道,他要见的坂本龙马,原来是大酒商家的少爷出身,非常有钱,最喜欢在鹤馆流连。
竹内四郎作为长崎的奉行,这个地方自然是听说过的,平日里睁一只眼闭一只罢了。现在这位关侯爷张嘴便说了出来,不免尴尬,同时也对这位大清国的钦差,颇有腹诽——清朝的官员,果然都是声色犬马之徒。
不过腹诽归腹诽,面子上却是一点也不敢露出来。
“哈伊!”竹内仍是恭恭敬敬地说,“鹤馆是在下草町,只是这个地方,我不能亲自陪着关侯爷去,只能派人带路,把侯爷送到地方。”
竹内四郎那一瞬间的表情转换,关卓凡都看在眼里,不由心中暗笑:当我是草包大人?草包就草包好了,不是坏事。
明令禁止的风化场所,奉行大人自然不能亲往。于是由他的两位随员引路,五百亲兵护着马上的钦差大人,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长崎,向下草町行去。
若论繁华,则长崎不如上海甚多,不过道路倒是比中国的城市要宽上一点。一路上,街道两旁的日本百姓。大多以瑟缩和敬畏的目光,看着这一支背着洋枪的中国军队。其中有不少人。见了这样的派头,不知是什么样的大人物来了,像对待武士一样,慌忙退在道边,躬身行礼。
关卓凡要带几百人进城,倒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图谋。一来没有这些兵,只怕进不了鹤馆的门。二来,他也是拿日本人信不过。他觉得,从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件事来看。长崎的日本人有点缺心眼,也有点“楞”,不能不预先做个周全的防范。
这件事,关卓凡有很深的印象,不过从时间上来看,是二十多年后的事情了。
那是在北洋舰队成军之后,以“定远”、“镇远”、“济远”、“威远”等四舰访问长崎。亦有炫耀武力的意思。到了长崎,舰上的水兵结伴上岸找乐子,结果在一家名叫“丸山家”的妓院,因为嫖资的事情,与老板争执不下,妓院老板随即报警。中国水兵和闻讯赶来的日本警察发生冲突,将一名日本警察刺成重伤。
第二天,日本人就在周边的乡镇遍传消息,召集拳师,暗藏利刃,准备报复,并事先通知长崎闹市各商铺提前关门。当再次上岸的四百多名清朝水兵行至广马场外一带时。立即遭到了袭击,拳师领着流氓手持刀棍故意拥挤挑衅,双方大打出手,数百名早有准备的日本警察将街道两头堵死,将手无寸铁的中国水兵隔离在各个街区,随即大肆挥刀砍杀。中国水兵猝不及防,寡不敌众,又无法互相呼应,结果吃了大亏,被打死五人,重伤六人。日本警察被打死一名,伤三十名。
办起交涉来,日本政府认为是双方斗殴,想拒不认错,不过这一回,大清难得地雄起了一把,四只大舰上的巨炮,立即褪去炮衣,将黑洞洞的炮口,指向长崎。办交涉的时候,李鸿章直言:“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战!”
如果真的能打,也就好了——其时日本海军才刚刚起步,绝非北洋水师的对手!总教习郎威理就极力主张对日开战:“即日行动,置日本海军于不振之地。”
可惜日本人狡猾得很,立刻便认怂了,赔礼道歉之外,还另外赔偿了中国五万二千元。
这便是大清的北洋水师,自建军到覆灭所取得的唯一战果——替嫖娼的士兵,讨回了五万二千元的“汤药费”。
然而在日本人看来,外国水兵喝醉了酒来本国滋事,最后竟然要本国赔款,这种愤恨和受辱感,自然很容易便被煽动了起来。“大力发展海军”成为日本国内的共识,一定要打败“定远”,也成为了日本海军的目标和口号。长崎事件结束后一个月,即从内库拨款三十万元作为海防补助费,掀起了捐出“海防献金运动”的高潮。就连日本的小孩当时最流行的游戏,也是分成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捕捉“定远”、“镇远”。
这是李鸿章再也没想到的事情——难得的一场“外交胜利”,居然成了日本海军腾飞的契机。
在关卓凡来说,这件事,现在当然还没有发生。只不过有了这个例子,心中自然格外警惕,绝不肯再吃同样的亏。若是遇到有什么警察浪人敢来挑衅,一个不对,说不得就要动枪。
然而一路上倒还平静。等到了竹内所说的下草町,四周已略显荒凉,唯有一条小溪之旁,立着一片青砖白顶的馆阁,想来就是传说中的“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