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户多少亩地合适？自古以来，中国便就有一夫百亩和一夫五十亩两种说法，当然由于亩的大小不同，两者面积的差别可能不大。这是理想的情况，每到王朝新立，重新分配土地的时候，往往是按照这个数目授田。这个数字肯定不是凭空得出来的，是千百年来的经验总结。
杜中宵也面临这个问题。营田务开垦闲田，按户平摊下来应该是多少亩？前朝的一夫五十亩，是以关中和中原的自然地理条件计算的，包括休耕。换一个地方，比如说江南，一夫肯定照顾不了五十亩，一般十亩就足够了。既有那里地少人稠的因素，也有精耕细作传统的原因，还有勤劳程度不同的影响。
此时江淮种稻麦，麦子成熟的时候，两浙恰好农闲。往往有两浙的人乘船北上，为江淮地区的人家收麦，分走一半的收成。这种跨地区的麦客，入宋以来在两浙非常流行。
具体到唐州邓州这片地区，由于气候条件比淮河以北好一些，按理来说，户均耕地应该少一些。
人的劳动能力是有极限的，超出这个极限，更多的土地并不会带来更多的好处。对于杜中宵这个管理者来说，评价有两个标准。一是总体上，以劳动力算户均产粮最多。再一个从面积上，亩均粮食产量最高。两者得出来的最适合面积，并不重合。
不考虑这个问题，让到这里的纤夫盲目开垦闲地，贪多嚼不烂，开出来的田种不了，管理不善，会导致土地肥力下降，影响农业生产的后劲。
派人在附近走访了些日子，看看闰正月就要过去，营田务衙门要给出答案。
看崔主簿在案后忙碌，杜中宵道：“主簿，前些日子派了吏人查访民情，看看四周一户多少田更加合适。诸般说法不一，有说五十亩的，有说三十亩的，还有说十亩足够的。主簿在这里为官多年，熟悉民情，觉得哪种说法为是？”
崔主簿放下笔，想了一会道：“依下官看来，这些说法各有道理，看运判如何定。一户五十亩，如果没有水田，全是旱地，应该合适。如果有几亩水田，那一户三十亩便就足够了，不然种不过来。要是全是水田的话，一年稻麦两季，十亩就足够了。”
说完，崔主簿补充一句：“下官如此说，是假定家家有耕牛，有农具。若是没有，又当别论。”
杜中宵点了点头，道：“以唐州来看，气候湿润，雨水不缺，而且多河流，开一些水田出来并不是难事。不过这里还有不少山地坡地，全是水田也不可能。还是定一家三十亩，杂一些果园种菜的地，更加合适一些。新立村落，闲田开荒，便可依此数而定。一户三十亩，另加五亩桑园。”
崔主簿点了点头，过了一会问道：“运判，何不让各村子自己定开田数目呢？他们开得多，愿意出力种的多，对于衙门不是好事？”
杜中宵道：“主簿，事情不是这样做的。有地便就有税，还有差役，种的多了，赋税差役自然就会重。一夫之力总是有数的，开田多了，种着本就吃力，再加上差役赋税，力有不逮，说起来，就是我们衙门税重。定一个合适的数目，一般的人可以小康，还可略有余力，才能官民两便。”
这是管理技巧的问题，其他地方土地不均没有办法，营田务白纸上做画，当然力求完美。一家地太多了，种着吃力，再向他们摊派差役，自然满腹怨言。而税依地而定，家里地多税就多，人均耕地超过一定的数目，反而会加重官方和百姓的矛盾。
这就是小农经济的问题，要想让自耕农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就要有合适的规模。这个时代，以唐州这里来说，家里有几亩水田，一家合适的规模就是三十亩。如果普遍超过此数，以后必然会有其他地方的人来做佃客，或者打短工，营田务不追求这种经济模式。
作为军队的一部分，营田务的土地不得买卖，不得租佃，要让种地的人自力更生。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不到，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注定是主流，从一开始就要规划好。
这个规模是以五口之家的小家庭来算的，子女多了，就要分家。留着大量闲田，就是给他们的后代留的储备用地。至于这个储备可以管多少代，那就超出杜中宵规划的能力了，他只要规划三代就了不起。
从案上拿起吏人调查的几个典型村落的情况，杜中宵仔细斟酌。一个村子，多少人家合适？如果户数太多，耕地就离着住处过远，耕种不便。户数太少，人口太过分散，衙门管理又不便。一个村子与邻近的村子隔多远合适？隔得远了交流不便，隔得近了闲地太少，不利于以后的发展。
这些问题，是必须在这几天定下来的。有了一个总体的规范，吏人差役才能够做事，不能让他们随心所欲胡来。这个大框架定下来，对未来几十年有无穷好处。
村子的规模定下来，还有一个大致的规划。比如除了耕地，要留多少地种果树，多少地做菜园，多少地做林地，多少地做草地放牧牛羊，小农经济下要一应俱全。一个典型的村落，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
除此之外，多远距离内设立集市，各集市如何组织管理，都有道理可讲。自然演化下，这些都是按着地理、经济条件下自然出现的，营田衙门统一组织，可以提前布局。
有了这个大致规划，就以粗估某一个范围内粮食和农业经济作物的产量，进行工业布局。比如某一片地方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