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把话说回来：小傅，对于带李德同志去你那边，你有什么顾虑？”
“顾虑么……说到底只有一个，我担心他到我们那边之后，会暴露。”魏承恭直言不讳，“这年头的苏联马列党，一个个都是左得出奇，简直就像没了阶级斗争，天就塌了一样，我怕他乱说话。”
“呵呵呵……小傅，关于这个么，先，李德同志在成为我军的军事顾问之前，是一个特工，而对于你那边，我们是视为白区的。不乱说话，这个可是特工在白区工作的第一条纪律以及注意事项。”具有极丰富白区工作经验的总理解释道。
“哼！”魏承恭看了李德一眼：“说是视为白区，但是未来的中国可是马列党领导执政的政府。以他们马列国际这些人把一切国家马列党都视为下属，指手画脚的德行，我很难相信他会安安静静地——保不齐他还会跑去我们那边的政府部门，要求我们那边的党组织无条件接受这边马列国际的领导呢？”
“这个么，”总理苦笑，看来魏承恭对马列国际的成见非常深啊——不得不解释，“小傅，马列国际的人没有那么幼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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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贴资料，不过地效也加了一些东西进去^-^）
说到中国马列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头一个绕不过去的组织不是作为对手的国党，而是马列国际。大部分中国人对于这个组织都没有什么好印象，甚至有些气愤，觉得中国马列党——这个后世全世界最大的政党怎么就成了马列国际的支部了？（低人一头的感觉？）
但是实际上，创立之初的中国马列党对于马列国际，是抱有戒备和警惕，并尽力维护自身独立性的。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的记述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在为筹备中共一大的召开而提前抵达上海后，李汉俊向他介绍了自己跟马林之间生冲突的情况：马林声称自己是马列国际的正式代表，要李汉俊向他提交工作报告和经费预算，表示马列国际可以给即将成立的中共提供经费支持。李汉俊回绝了这一要求，认为“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中国马列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马列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便中共成立之后加入了马列国际，它将来与马列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他还向马林表示：“马列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照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
张国焘指出：“在李汉俊看来，中国马列运动应由中国马列党自己负责，马列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我们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一致的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马列国际的津贴来展工作。再说马列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决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
拒绝马列国际经费支持的还有陈独秀，中共一大参加者包惠僧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他于1921年5月从上海抵达广州后时常跟陈独秀会谈，一次，陈独秀曾向他解释力主拒绝马列国际经费支持的原因：“关于党怎么搞法，他主张我们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经常在报上写文章骂陈独秀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所以陈独秀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这么说来，中国马列党应该很独立，不是吗？
只是事情是会变化的，陈独秀等人改变对马列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支持的态度，是陈独秀等人从上海法国巡捕房获释之后的事情。1921年8月中旬，陈辞去广州教育委员长一职从广州返回上海，下旬的一天，正在家中的陈独秀连同当时正在他家做客的包惠僧等人一道被法国巡捕房抓去。在马林的积极帮助下，陈独秀等人不久便获释，包惠僧后来在《回忆马林》一文中，这样记述了当时马林所作的努力：“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环节。”“这一次，马林和陈独秀和中国马列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张国焘则在《我的回忆》中如此描述陈独秀获释后与马林会晤的情形：“他们两人似都饱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对事势的了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汉‘不打不成相识’，他们交换意见，气氛显得十分和谐。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马列国际代表的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先生表示中共拥护马列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他们并且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马列国际的经济支持便成了经常性质了。”
如果是按照陈独秀和马林的这些讨论来看，中共依然有高度的独立性——这么说还不准确，说“高度独立性”就好像是在说今天的民族自治区，或者港澳地区一样，它们有“高度自治性”，但是它们依然在中央辖下，两边是上下级的关系。
按照陈独秀和马林的讨论来看，马列党应该说是完全独立于马列国际的，两边是朋友的关系，而不是上下级的关系。
只是后来拿人家的钱拿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