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正在此时，武汉最高统战部。
担任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将军，神色庄重地将一份绝密文件呈送到蒋中正的案头上。
蒋委员长打开密件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这份密函是情报机关刚刚截获的日军绝密文件，上书日本大本营已向侵华的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及华北派遣军司令部下达了进攻武汉的预备命令。
虽然，所述内容不多，仅仅只有十来字，却让蒋委员长倒吸一口凉气。
自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至今，尽管中国军队前仆后继舍身杀敌，但结果却仍然不能尽如人意。
东北失守、华北失守、北平失守、上海失守、南京失守……眼见得大半个中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转眼落入了敌手。
频频得手的日军，胃口越来越大，徐州会战之后，日军的锋芒，又指向了武汉。
日军的企图，早在蒋委员长的预料之中，同时他也做好了保卫武汉的准备与部署。
徐州失守后，军事委员会又进一步调整保卫武汉的指挥机构，加强了兵力，增加了防空预警能力。
虽然得到密报，早有部署，但眼下的武汉却让蒋委员长陷入了深深的忧虑。
日本大本营进攻的预令已下达，要不了多久时间，日军就会凭借其陆、海、空的优势，向武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可国民政府的全部家当几乎都还在武汉，只有少部分提前转入重庆。
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转移来的兵工厂、服装厂以及日用品生产厂等几百家工厂几十万吨的机器设备和数十万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都在武汉，这点本来就很脆弱的工业要是全部毁在日军手里。那前方战场上急需的武器弹药及后勤补给就会全线瘫痪。
要真是这样的话，国民政府的抗日呼声就真的成了一句空话，总不能让将士们光着膀子拿着烧火棍去抗日杀敌吧！
除此之外，国民政府几乎所有的机关、学校、医院和数以百万计的人员，都需要尽快转移到西南大后方。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需要时间的。
而忧虑之余，能让蒋委员长稍感庆幸的是，徐州失守后，突围的60万大军，不仅成功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而且还能在作用于武汉会战，这些大军足以派得上用场。
可连续征战，各部队都已经是疲惫不堪且残缺不全，有的名义上号称一个师，兵力已经不过千员。甚至还抵不上一个团的兵力，这些大军的休整、补充、整训，也是需要时间的。
此时此刻，时间，对中国，对蒋委员长来说，异常金贵，一刻千金。千金难买的道理让他第一次感到弥足珍贵。
蒋委员长离开武汉之前，曾与紧急召集一干重臣大将商议过一次，与会人员有冯玉祥、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徐永昌等军事委员会要员。会议通宵达旦直至清晨，再次调整审定武汉会战的军事部署。
会议是在武昌中央银行一间宽敞、坚固的地下室内举行。
薛岳刚走进这间特殊的会议室时，就感受到了这里不同寻常的紧张气氛。
蒋委员长剃一个锃亮的光头，一身戎装，精神抖擞地坐在长条形会议桌的首席位置，笔挺的戎装上金星闪烁。佩着一把短剑。
将领们都知道，全面抗战爆发后。委员长就剃掉了头发，脱下了他心爱的长衫。光头戎装地出现在国人的面前。戎装，表明了他抗战的决心；光头，则显示了他作为军人的超然与淡定。
在蒋委员长座位的两侧，依次坐着正在武汉的军委会要员冯玉祥、何应钦、陈诚、白崇禧、徐永昌。
薛岳一看就知道，参加会议的主要是此次武汉会战参战部队军高级将领，他们来自新成立的第九战区和第五战区。他们是：张发奎、罗卓英、吴奇伟、俞济时、叶肇、李汉魂、王敬久、黄维、李玉堂、胡宗南、庞炳勋、汤恩伯、孙连仲、李品仙、徐清泉、韩德勤、于学忠、张自忠、杨森，此外还有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江防要塞守备司令谢刚哲等。台儿庄大捷与指挥徐州突围的功臣李宗仁，因脸部枪伤发作请假离职疗养而未能出席会议。
这些从前方赶来的将领们，大多刚刚经历了徐州突围，脸上都还带着战场的硝烟与疲惫，但他们一个个军容严整、神态威严。在强敌压境，大战即将爆发的前夜，他们依然精神饱满，镇定自若。耀眼的灯光，辉映着他们闪烁的将星，使他们更添了一种不凡的气度。
望着眼前一张张黝黑瘦削而坚毅的脸庞，蒋委员长的心头掠过一丝暖意。
从去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至今，这些将领们跟着自己舍生忘死冲杀在战场上，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这一次次刀光剑影的大战，都留下了他们不倦的身影。
“国难将才贵，家富小儿娇。”国难当头，有了这些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军之将才，蒋中正显得气壮了许多。
会议开始，蒋委员长首先宣读了军事委员会保卫武汉的决定。
然后，他开门见山地作了简要的开场白，“武汉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现在又是全中华民族抗战的中心。武汉若失，我们无颜面对国人，无颜面对世界，因此，武汉必须守，而且必须死守。但是，武汉地理位置特殊，武汉和南京一样，也是无险可依，鉴于南京保卫战最后演成瓮中之鳖的惨痛教训，因此，军委会决定，这次保卫武汉，我们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