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青春校园的时间太短了，还是说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是永恒的那段岁月。
长大的杜焕卿他们一群走过的年轻人有时候会回顾人生的一个个转折点，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喜欢去假设去猜测，猜测其种种可能。
这些可能有的会大同小异，有的却天差地别。于是，常常在自己或别人的假想里，白日梦一样得些安慰，得些感慨，由此来怀念那些已经不可能的种种人生，或者说是悼念另一种离自己可叹而不可及的幸福更幸福人生。
就这样，命运这个隐形者，被长大的杜焕卿他们一群走过的年轻人套上了种种神秘的玄机，涂得五彩斑斓，成了变幻莫测的寄生物寄生在于长大的杜焕卿他们一群走过的年轻人的思想里。
当一只小小的蚂蚁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出来觅食，或是接应办事的伙伴，或是打探消息——
总之，它是根本不关那个特定环境里面在意的着急事的走着属于它的寂寞之路，甚至，它根本没有走到人行道上，只是在公园的角落里如探雷的工兵一样小心翼翼地走着。
那个特定环境里面在意的着急却有意或无意地踩了它，它的命运因此而变化——可能由此伤了一条脚，可能当场就毁灭了与那个特定环境里面在意的着急同样贵贱的生命。
对这个小小的生命来讲，是谁操纵了它的命运？当然是那个特定环境里面在意的着急。那个特定环境里面在意的着急也许会强词夺理地说，谁叫它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
那个特定环境里面在意的着急的意思是说，它的命运是它自己造成的。
只要它这个时候不从这儿经过，它的命运就不会是这个结局了？
可这已经是一种假想了，毕竟是那个特定环境里面在意的着急的一脚决定了它的命运，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蚂蚁是不会去思考这些问题的，只留给长大的杜焕卿他们一群走过的年轻人去琢磨了。
长大的杜焕卿他们一群走过的年轻人也不大会为了一只蚂蚁之死去琢磨，因为长大的杜焕卿他们一群走过的年轻人自己的命运需要思考的东西就太多了。
很多名人说过，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贝多芬在向着命运抗争过程中就有一句最有力的呐喊——“扼住命运的咽喉”。很多小说家在塑造人物时也遵循“命运即性格”的基本原则。
然而，命运，不管是大人物的，还是小人物的，并不都由自己掌握那么简单，那么容易。
曾经一家人坐在一块闲聊说笑，聊到命运这个话题时，母亲说起在杜焕卿之前如果她生下的双胞胎能活着，那就不可能有杜焕卿的出生了。这让杜焕卿深深地感觉到命运的不可捉摸，并且知道命运这东西并非真的只掌握在自己手中，更大一部分还受父母的命运决定。
再看到踩死在脚下的蚂蚁，杜焕卿又明白了一些——它的命运已经由杜焕卿把握了，而杜焕卿本来与它毫不相干。
可见，一只蚁，一个人的命运还受着本不相干的人或物制约。
人的命运所受制约最多的并不是自己这个内在因素，而是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地理、家庭等等的外在因素。
试想：在古今不同的时代科技下，任古人如何抗争，其命运生活享受又怎能与今人比较？当盛夏来时，长大的杜焕卿他们一群走过的年轻人在遥远的北国，同样能吃到新鲜的荔枝。
这时，不知那个特定环境里面在意的着急是否会想起这样的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时的北方百姓，就是中原百姓，连将相贵族也不知鲜荔枝为何物呢。
从这一点说，长大的杜焕卿他们一群走过的年轻人的享受已比得上那时的帝王宠妃了。如果拿交通和电讯这些高科技的享受来说，更是远胜于古人了。
所以，简单地说，从享受好了这一点，自然能说明长大的杜焕卿他们一群走过的年轻人的命运比他们好。
而同一时代，在不同的国家里，两个普通百姓的命运也会天壤之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何一个被入侵的国家，那些生活在炮火之中的普通百姓与中立国瑞典瑞士的普通百姓相比，他们的命运难道不是天地之差吗？
就算是同一时代同一国家，一个生于偏僻山区，一个生于四通八达的水乡，其命运相差又何止千里；即使是时代政治地理环境都相同，只要在家庭地位、经济条件、身体素质上有一样不同，也会决定两个同时出生同等智力同性别的孩子将来命运之悬殊。
这些外在因素，也说是先天因素，长大的杜焕卿他们一群走过的年轻人是无法辨，无法比，也无法决定，甚至无法逃避的。说得神秘点，这就是冥冥中决定了的。
但还有一种长大的杜焕卿他们一群走过的年轻人常常不去思考的外在因素——那就是他人的一个表面上毫不相干的因素，就像毫不相干的一脚决定了一只蚂蚁的命运一样，甚至也不会像一脚决定蚂蚁命运那样的直接，而是一种间接的，长大的杜焕卿他们一群走过的年轻人平常很难注意到的，一时又想不到的他人因素。
这个他人因素也与时代社会政治家庭的因素一样，个人是无法抗拒的。
但它不同于那些时代家庭的背景，它算不得神秘，而是明明白白的，摆在长大的杜焕卿他们一群走过的年轻人面前，影响着长大的杜焕卿他们一群走过的年轻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