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军事历史>肱股明臣>第四十三章 山东新形势

明代的政治斗争激烈,与其政治体制有很大关系。

明朝党争分为两类,一则是文臣与文臣之间的争斗。其根源来自于争权夺利。早在天启中年,一位老资格的政治家,首辅叶向高就曾经说过:“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要其病根所在,只有争官竞进,一意牢不可破。”一语道破了朋党的根子在于“争官竟进”,也就是无论如何朋,如何党,其实最终目的还是在于做大官、掌大权,维护自己一个小集团的利益。按明代官场面子上的说法,争官争权是不大道德的一种行为,所以才会有受命后再三推辞的成例。

主管官员升迁的吏部大堂上也有一副对联:“功名身外事,大就何妨,小就何妨;富贵眼前花,早也开得,晚也开得。”就是劝大家要想开点。但士大夫一辈子就是为了做官、做高官而活着,哪能不争不竞呢?

在权利的驱使之下,明朝庞大而复杂的言官制度也成为了朋党之争的催化剂。

明代监察机构有督察院,大理寺,通政使司等,这些部门养了大量无可事事的言官,言官们在其它领域工作不行,只有通过不断揪人小辫子才能干出点成绩来,于是整天盯着别人的家常里短,捕风捉影,无事生非,肆意陷害亦是常有的事。

以因反张居正而兴起的东林党为例。东林人自命清高,胸怀远大,却大都没有什么治国理政的实际才干,自然是得不到皇帝的重视,他们想往上爬,便只能不断上疏奏人来博得皇帝的好感。

上述之人都是本职言官,但明朝的政治制度却规定,无论言官与否,也不管分属部门,只要发现什么不好的事,皆可闻风对奏。这无疑是给了众人毫无顾忌的理由。于是大家凡遇到什么事,哪怕是来源不明的小道消息,也不用管有没有证据,都一股脑的上奏弹劾别人,即使弹劾错了,也不用担责,因为自己是站在皇帝的角度,是在维护圣上的利益。

今天你奏我,明日我奏你,朝堂终是被朋党之争弄得乌烟瘴气。

明朝除了各大臣之间的争斗,还有一种政治斗争。那就是宦官与文臣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根源来自皇帝与文臣的矛盾。

明代初期的时候,为加强皇权废除了宰相制度,使皇帝直面官僚集团,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也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原先在官僚集团与皇权之间的缓冲带没了,自然是矛盾丛生。

皇帝为了能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取得优势,选择了扶持宦官集团来帮助自己,于是设东西厂,让太监参与批红,廷杖等。

正是由于上述的种种,党争才一直贯穿于整个明代,以至于到了崇祯时,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内斗消耗,对国家终不是什么幸事。周延儒与温体仁的争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段时间内,西北贼乱,辽东女真入侵,还有山东叛乱都没有好好得到解决,问题是一拖再拖。

自崇祯五年正月朝廷派大军前往山东镇压叛乱遭受大败之后,又在二月间,遣山东,登莱新任抚巡徐从治,谢琏挟军去往莱州主持局面。

初三日,叛军又至莱州,在城四周扎营十多处,开始长期的围城作战,莱州守城的兵丁总数共约只有四千名,敌我差距悬殊,只能闭城严守。

三月二十七日,兵部侍郎刘宇烈以督理的身分誓师向莱州进发,共调集蓟门、密云等地的援兵和义勇乡兵,凡马步兵二万五千人;四月初二日,崇祯帝还特遣中使送红夷大炮六门至沙河交付援军。但因刘等统帅均不谙兵事,人马杂揉,纪律不明,又不分犄角,且辎重亦遭敌焚毁,终在沙河兵溃,被掳者无算,大炮等大量火器反为叛军所有,巡抚徐从治亦于十六日中炮死。

四月二十九日,莱州府推官屈宜扬自入叛军寨中讲抚,屈氏此举或得到刘宇烈的默许,刘氏于五月十六日还为此事具本题抚,但因为之前有孙元化的前车之鉴,朝中许多大臣反对招抚,四川道御史王万象等人上疏力排抚议,言说:“孙元化在辽军中威望甚高,尚且不能安抚贼军,他屈宜扬又怎能成事?可观非贼愿抚,意在匡虚朝廷,实乃又行非法之事。”

于是招抚之事便又不了了之。

五月初八日,原天津兵备道朱大典奉命巡抚山东,驻青州调度。由于先后参与剿贼的大将已有天津总兵王洪、保定总兵刘国柱、通州总兵杨御蕃、蓟门总兵邓玘、登州总兵吴安邦、昌平总兵陈洪范、东江总兵黄龙以及义勇总兵刘泽清,但均无能奏功。

如此之下,山东叛乱耗了有半年有余,终还是不解,于是陈渊上奏献议,言:“山东叛军,其源来自辽东关外之地,长期对峙女真,战事经验丰富,战力不可小觑,按现今之战法,京畿数地拼凑之散勇,以车轮进之,无疑添油加醋,无济于事。如今之现状,唯有调关外之兵,方能有解。关外兵亦同辽兵,战力与叛军不相上下,且遣统军高起潜,挟诸良将对阵,定能平叛。叛军亦尝私语曰:‘杀山东兵如刈菜,无奈我何!各镇兵咸非吾敌,惟虑关外兵耳。’可见云云!”

崇祯帝最后无奈,只能采纳了陈渊的上奏,调关外铁骑平叛。

初九日,谕旨乃调山海关及宁远等地的夷、汉精锐四千八百余人入关,由太监高起潜监护军饷,总兵金国奇为帅,下辖靳国臣、祖大弼、祖宽、张韬、吴襄、吴三桂等名将。其中由投诚的满洲等少数民族所组成的夷丁部队,是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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