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十九年旧历四月的一天深夜，北京城突然风雨大作，夹杂着阵阵惊雷。新修成的奉天丶华盖丶谨身三大殿因雷击起火，化为灰烬，当时刚刚准备迁都的朱棣，听了这个消息，心中立即升起不祥之感，因为这样的一场史无前例大火，定会引起朝政的动荡，尤其是对自己刚刚动了迁都的意图，这样一个”上天示警”十分严重的问题，只怕要引起不少人恐慌，而那些反对迁都的臣子，少不了要抓住这次天怒人怨的机会。
朱棣猜得没错，对于这样一件“天怒人怨”的大事，朝廷文武百官中，是绝对不会那么平静，最先发难的是礼部主事萧仪，此人永乐十三年乙未登陈循科二甲第六十七名进士。曾任职吏部文选主事，后来朱棣见他能干，提拔为礼部尚书，对其还算恩宠，谁知这一次竟是他率先上了奏折，这位六品官员认为：三大殿遭受雷击是因为迁都的缘故。把国都从南京迁来北京，不但诸事不便，就连大明的皇脉也撂在江南。这是大不敬的事，有了礼部牵头，其他衙门也纷纷效仿，一时朱棣的龙案前都是上疏批评永乐迁都是背弃洪武的祖训，这让一心迁都的朱棣，震怒异常，他认为萧仪把迁都与雷击三大殿联系起来，完全是蓄意诽谤。
因此他几乎在第一时间内就作出了决定：命令锦衣卫将萧仪抓进北镇抚司大牢，不作任何审讯，就以”谤君之罪”处以极刑，按说这样的雷霆手段，应该足以震撼那些官员，但明朝的官员里还真有几个硬骨头，在朱棣如此的雷霆手段，这件事仍是没有被压下来，萧仪的观点在官员中仍有不少人继续上奏折，这些官员多半是科道言官。科指六科，道指十三道。六科是对应吏丶户丶礼丶兵丶刑丶工六部成立的，是稽查六部的监察部门。六科编制是四十人，每科的负责人称为都给事中，正七品。余者都称为给事中，正八品。十三道是对应全国各省，当时全国只有十三个省。十三道御史统归都察院管辖，御史的官阶同给事中差不多。
两个衙门类似于今天的监察部和审计署，级别却要低得多，但权力极大，加上这些人都是年轻官员中选拔，算得上是初涉仕途，尚不致沾染太多的官场恶习，担任言官敢于弹劾不法权贵，因此被朱棣仰仗，本以为自己这此的迁都是大事，怎么说也是为朝廷做了一件大事，不能因为一场大火，而毁掉了多年的辛苦。
但朱棣实在没想到，那些平日里看似反对的官员在自己杀了礼部主事萧仪后，并没有多大的反应，反而是这些言官终日认为皇上”轻去金陵，有伤国体”。
初始，朱棣还好生说道说道，那知这些言官油盐不进，说了半天，只认准了“轻去金陵，有伤国体。”
朱棣本就不是一个十分有耐心的人，眼看自己身为一国之君好生说了大半天，对方硬是不低头，登时大为恼火，有心想杀几个立立威，可这些是言官，不能像对待萧仪那样，一概杀之。他于是心血来潮想出一个办法，让这些科道言官与部院大臣一起到午门外跪下对辩。迁都究竟好不好，让双方各抒己见。
这样的法子只怕也只有朱棣能想出来，当时正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时候，午门外的广场上，言官与大臣分跪两边，个个都淋得落汤鸡似的，但谁也不觉得尴尬，也不觉得侮辱。他们争论得面红耳赤，一天没有结果。朱棣让他们第二天再来午门下跪辩论。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朱棣在城楼上不愠不火地看着。官员们冒雨下跪，不依不饶地争论着。这场景看起来有点滑稽，然而却是十分的有效，那些言官争论了一番，却发现皇帝根本不在乎，每天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到最后便是那些部院大臣，如此折腾了一番，所有的部院大臣与科道言官都看清了皇帝迁都的决心，纵然是天怒人怨，皇帝也不会改变主意。
这一次闹腾后，再没人反对，自此大明的金銮殿就在北京坐实了，这一坐差不多十年了，这十年了倒也没再发生什么大事。
对于当年的这段事情，朱高炽记忆犹新，时而想起不免有些害怕，尤其是那一场天降大火，将奉天丶华盖丶谨身三大殿化为灰烬，让他从心底就有几分惧怕，从骨子里也对这三大宫殿十分的不喜欢，除非有不得已的时候，否则绝不会去这三大殿，平日里多半在御书房。
御书房位于紫禁城东北部宁寿宫花园的北端，面南向北靠红墙，东西共九间，是宁寿宫建筑群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正中前檐下悬御书房三个正楷大字，房内布置是朱高炽按照自己的喜好让人布置的，室内、炕案、炕几、香几、绣墩、方案等平日办公所用的器具，这些器具都不大，那是以为归为皇帝的御书房，室内空间并不大，反而是狭小曲折，所以布置的东西多为精细小巧，墙壁之上，除绢、纸帖落外，还挂有御笔字、山水、花鸟等插、挂屏，一一点缀，显得十分的典雅。
朱高炽在太监的搀扶下，在书房的龙椅上坐下，太监海涛小心的打开了奏折，今日的奏折上的事情，倒也不多，除了几件小事之外，并没什么太大的大事，唯独有两件大事需要皇帝亲自处理。
第一件事就是新皇帝登基已经第二个年头了，按照规矩，每个年号开始的一年称元年。新皇帝即位后，一般都要改变纪年的年号，称为“改元”，也就是说，经过改元，新皇帝的年号算是正式可以昭告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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