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这么说来郑公公的西洋之举算是利国利民的壮举，可据我所闻，下西洋在民间的口碑并不高，时至今日还被人骂做祸国殃民的举动，这不就连为我大明海航立下不少功勋郑和还被人骂成卖国贼呢？害得他老人家在南京城几乎都不敢出门？“杨峥轻声道。
彭万里道：“这事儿也怪不得百姓，朝廷的西洋之举，大人若仔细看看这前后六次的下西洋，你便会从中寻得答案了，大明海洋政策存在着一个十分突出的奇怪现象，一方面是国家花费巨资打造庞大的舰队，三十年间七下西洋，另一方面则是严厉的禁海措施，朝廷一再下令“仍禁频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海道可以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禁频海民事通海外诸国”。对于沿海居民的海外贸易，下令“严禁绝之”。
明成祖继位后，一方面大张旗鼓屡下西洋，另一方面却是下令不许沿海军民“私自下番，交通外国”。总之，下西洋只是皇家的特权，它对于海洋拥有绝对的权力，百姓断不可染指。皇家之外的海上贸易，更不用说海洋探险，有严刑峻法等着呢，沿海居民徒唤奈何！这样西洋之行，与百姓可无半分的好处，所以百姓骂下西洋倒不是他们反对下西洋，而是因为朝廷对于海上的活动的国家垄断，百姓从中看不到任何啊的好处，反而因下西洋所带来的各种徭役，不骂你才怪呢？“
这一系话竟让杨峥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他一直固执的认为，下西洋的壮举是毁在大明的文人手中，他们把持的商业，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们容不得大明西洋之行长久的走下去，那样的结果，让他们所支持的家族，商帮毫无好处可言，所以他们才对下西洋深恶痛绝，不惜花费大量的笔墨来阻止这件这件事，甚至不惜对下西洋进行各种阻拦，渲染，丑化，口诛笔伐，如今仔细想来，下西洋固然有着文人不顾大局的抵抗，但另一方面何尝不是西洋之行自绝生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大明的海洋政策的失败，主要并不是国家放弃了经营，而是对民众海上活动的禁锢。虽然他也指出了数千万无名英雄冒着违反国家法令的危险，凭着勇气和求生的yù_wàng，赤手空拳，乘风破浪，到海外开拓新世界、新事业，但是，他没有注意到，正是皇权的无限和绝对，正是国家对海洋权益的垄断，才是导致中国失去海洋数百年的原因。
事实一直都是，除了皇家许可，否则片板不能入海。这种政策与葡萄牙和西班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明朝，从事海外探索和海上活动是犯罪行为，民众一出海便成为罪犯，而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出海的罪犯因为有所发现而成了民族英雄。不同的政策锁定了海洋活动的方向，在明朝，一旦皇家的需要得到满足，一旦他们听到了海晏河清的消息，便从国家层面到百姓层面，彻底地封闭了海洋，海航一旦失去了海洋，失去了贸易，就意味着海航的毁灭！“
“话虽如此，可为何今日的局面与往日不通过呢，百姓非但不骂了，还夹道欢迎，便是你们这些商人也少了抵制，渴望下西洋的壮举再次来到？“杨大人继续追问，与这样智慧的老者交谈，所带来的好处，不是许多问题能进入更深层次的认知，而是一次对于问题的把握能有更深入的体会，从而产生不一样的看法，杨峥很享受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聊天，实则是一种精神上的探讨，至于从中能否获取好处，那得看你的领悟与对这个问题的深入。
彭老爷子似也很喜欢这种无拘无束的聊天，笑着道：“这个很好理解，郑和的下西洋是在永乐年，大明立国不久，各方面都尚未进入稳定，百姓也好商人也罢更多的关注是自身的安危，而这个时候下西洋非但不能带来好处，反而因下西洋带来做不完的徭役，生活的重担全都压在百姓商人的身上，对于下西洋自是没有什么好感这个骂上几句，那个呵斥几声，加上朝廷的那帮文人吹波助澜，恶意激化百姓与商人的仇恨情绪，一来二去西洋之行就成了百姓商人眼中的万恶之源了，如今可不一样了，从永乐二十二年算上今年整整八年了，八年大明变化太大了，朝廷也用不着修建北京城，也不用出兵蒙古，疏通大运河，编修书籍，甚至连下西洋这样的壮举都停了下来，这种休养生息的国策，使得大明从永乐年的一件一件的大事中走了出来，老朽虽没见过当今圣上，可从他登基六年，实行重农政策，赈荒惩贪，继续重用“三杨”，息兵养民，赈荒惩贪，使得天下安定，在这样的局面下，百姓的日子也好过了，商人的机会也就来了，运河沿线由于往来商船不断，周边城市如济宁、淮安、扬州等都非常发达。东南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繁荣，足以赶超宋代的东南了，而这个时候以各地籍贯区分的商人集团的“商帮”，徽州商帮、晋陕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苏州洞庭商帮、江西商帮等。这些商帮以“会馆”为联系场所，互相支持，越做越大，他们开始在各地出卖丝绸、酒肉、蔬果、烟草、农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计其数，从中可没少赚取好处，非但如此，朝廷局面的安稳，也给商人带来了好时机，许多限制都被打破，商人经营的范围迅速扩大：北至真定、永平、顺平，“南北舟车，并集于天津，下直沽渔阳”；南达两粤云贵，“食不待贾，而贾恒集”；东则齐鲁闽越，“多贾治生不待危身取给，若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