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在宦官的问题上，洪武爷鉴于汉唐太监干政，洪武十七年时，曾专门铸造了一块铁牌放置于宫门旁，上书道：“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而皇爷爷则是重用太监，不说下西洋，就是其他大事上，太监也没少用，若不是皇爷爷开了这个头，他岂敢让太监诵读诗书，面对这些祖宗规矩，按说这些书呆子是不会答应的，可皇爷爷的手段，哪怕是这些书呆子也只是装作不知道罢了，这才有了永乐年重重大事的局面。
等到父王登基的时候，一来父王没有皇爷爷手段，文官渐渐做大，昔日早已忘记了的祖宗规矩重新被翻了起来，所以下西洋的壮举停了，万国来朝的局面也不复存在，甚至是皇祖爷爷打下的安南，也差点丢掉，他是皇帝不加，可面对这些祖宗规矩，他也显得束手束脚，就好比他想下西洋，可结果如何，满朝文武百官，又有几个答应，除了日复一日的拿祖宗规矩说事，仿佛就话好说了，可偏偏他又不能无视祖宗的规矩，才让喜下西洋的壮举一拖再拖，如今杨峥的这一番话，多少让他有些心动，但也有不少顾虑，毕竟这是祖宗规矩，那些文官指不定会闹出怎样的动静来。
杨峥似看出了朱瞻基的心思，盯着他道：“皇上是想年年过生日似这般，还是年年有自己的银子，想过生日就过生日？”
朱瞻基道：“朕虽是皇帝，但也知道花自己的银子比较舒服？”
杨峥道：“可不是么，谁不想花自己的银子，可我大明如不开海禁，不下西洋，陛下何来的银子，年年靠着户部的那点银子，陛下能过得好生日么？”
“过不好？”朱瞻基苦笑了声，他已经五年没正经的过个生日了，今年若不是杨峥这二十万两，只怕这生日还是过不成。
杨峥继续道：“陛下就没想过，南宋土地和人口都不如北宋，这是用屁股都可以得出的结论。偏偏南宋的税收却远远超过北宋，北宋中期以后平均年财政收入在六千万上下，而南宋的财政收入则常年保持在一亿以上，土地减少了三分之一，税收增加了三分之二，宋朝财政收入的最高数字一亿二千万同样是南
宋创造的。陛下可知道这是为什么？”
朱瞻基不傻，道：“宋代积极提倡海外贸易，并把商税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宋高宗曾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所以人口虽少，土地虽少，唯独银子不少？“
杨峥道：“可不是这个道理么，宋代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宋王朝疆域狭小，又兵额庞大，单靠农业税无法维持巨额财政支出，逼得宋朝政府将目光投到商业和海外贸易上，宋高宗就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因此宋王朝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招徕外国海商的措施。到了元朝，元朝皇帝更是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和对外出口（在特定时期也曾禁止私人出海贸易，为时甚短），其市舶管理和征税制度愈加完备，再加上中外海商“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所以元代的海外贸易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海外贸易所带来的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了很大的比例，成为元王朝的“军国之所资”，这也是为何宋代、元朝都不差钱的原因之一了。
不说前朝，就说我大明永乐年间，成祖爷六下西洋，人人都说西洋之行是祸国殃民之举，可真的是么，西洋诸国，对我大明出品之陶瓷、丝绸、钱币等等，都极喜爱，永乐年间确也利用郑和下西洋之官船，载运这些货品到海外。在返程中，郑和官船亦购买或交换一些中国所缺之香料，染料，宝石，象皮，珍奇异兽等等，这些好处，微臣不想多说，纵观永乐一朝，郑和下西洋六次，与西洋诸国，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中国的货物，如铜钱、丝绸、瓷器、铁器等。这种贸易可以用明代铜钱买卖，多数以货易货。最有影响的是击掌定价法。
这种法子，在印度古里国，是我大明的船队到达后，由当地的代理人负责交易货物事宜，将货物带到交易场所，双方在官员主持下当面议价定价，一旦定下，决不反悔。双方互相击掌表示成交。这种友好的贸易往来方式，在当地传为美谈。郑和下西洋期间，尤其是后几次下西洋贸易规模扩大，不仅仅如此，东南亚百姓对中国丝绸、瓷器、工具非常喜欢，郑和船队一到都争先恐后的划船或到码头交易，有的还请官兵到当地的集市设摊交易。我大明主要输出的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金属制品、铜钱等，换回的主要是珠宝、香料、药材、珍奇动物等，这种交易，使得我大明从海外进口100斤胡椒，当地价值1两，回到国内出售20两，利润丰厚，这都是莫大的好处，微臣说句大不敬的话儿，若不是郑和六次下西洋，带动着商业的发展，单靠百姓的税收，未必能支持得起成祖爷一次又一次的大手笔，微臣以胡椒为例，“将原产地价格、明前期钞、银的比价和胡椒在中国的官方价格及其与输入苏木折赏、折俸用途制成表格”，结果显示，“洪武年间，明廷对海外各国朝贡附进货物胡椒一项的给价，是原产地的20倍，……永乐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