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军事历史>大唐盗帅>第五章 佛儒之争

自捅破了弘福寺里的那些假佛之后,杜荷就知此事关系长安百姓的民心,已经不是一件小事了,当即决定取消今日的行程,进宫禀明一切。

高阳自然是满心不喜,撅着张嘴,嘀嘀咕咕,啰哩啰唆。

长乐劝说无果,杜荷不得已,答应下次再带她出来玩。

高阳方才喜笑颜开,俏脸儿挂着得意的笑容,身为皇家女她早已知道什么是公事为上,如此做法只是要一个承诺。

正如杜荷想的一般,他才将长乐、高阳送到宫门口,李世民宣见的消息就传到了他的耳中。

说句直接的,李世民根本没有让人去找杜荷,而是派人到皇宫门口候着,他知道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杜荷一定会赶回来的,直接让他前往承庆殿议事。

来到承庆殿,站在门口,杜荷就听殿内火药味甚浓,吵得不可开交。

此事如今不仅只是和尚奢靡的问题,已经随着大势,渐渐牵扯到了佛道儒之争以及夷夏之辨。

中国文化灿烂,源远流长,对外来佛教文化的融合吸收,就显示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广胸怀。但佛教初期自西汉传入中国,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前,并不是那么顺利的。

佛道儒之争,从一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歇过。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使得儒学,蓬勃发展,一日千里。道教固然不如儒家,但老子与孔子,在理论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未受到多少影响,发展固然比不上儒学,但也呈现争长之势。

佛教初传中国,其势力弱小,尚不能与儒、道相抗衡,需借助于儒、道的势力来发展自己。这一时期,三教“夷夏之辨”刚刚萌芽,体现于东汉末年牟子所著《理惑论》中,在梳理时人对佛教的困惑和误解过程中,牟子提及了儒生用“夷夏”问题来诘难佛教,牟子对此也作出了有理有据的应答。但这个时候的佛教就如受委屈的小媳妇,挨了打,不敢还手,只是轻声细语的解释着。

但随着佛教的渐渐壮大,在东晋时期,已经展开了反击。

前述元魏僧徒所作《汉法本内传》,便是这种反击武器之一。还有许多和尚们写的不少经典著作,多称佛,也就是释迦牟尼为老子并且亦是孔子的老师,甚至更长辈。比如东晋名僧支遁在《释迦文佛像赞序》中说:“昔周姬之末,有大圣号佛;……络聘周以曾玄。”书中不但把佛说成是老子的师父,而且还是他的“太爷”辈;老子和庄子则成了佛的“曾孙”和“玄孙”,连当弟子的资格都不够。以后的《正诬论》又说老子闻道于竺乾古先生。古先生即是佛,所以“老子即佛弟子也。”《清净法行经》也说;“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净光菩萨,彼称颜回。摩诃迦叶,彼称老子。”

这里的震旦即指中国,到了这里儒道的祖师都成了佛弟子的化身,也就是说中国的儒道文化都是从佛学演变来的。

这种论点无疑是跟***的某些习性很像。

面对这种荒唐的事情。

儒道,自然展开了有利的反击。

儒家多从治国安民的角度对佛教进行批评,奉佛造寺,使国贫民穷;僧尼激增,使国家承担赋役者人减少;僧尼离开亲人出家,不要妻子,违背儒家的lún_lǐ纲常;佛教教理虚妄,对民众进行欺骗等等。

而佛家也不甘示弱,逐一进行驳斥,指出佛教对社会民众施行教化,于治国有利;通过个人出家修行而使祖先亲属的灵魂超脱苦海,也是尽孝的表现;佛教与世俗礼仪不同,以断除情累为志向,弃妻剃发,出家修行,是无可非议的。

但中国的百姓君王大多都很理性,旷日持久的佛、道、儒三教之争,始终仅限于君子动口不动手的范围内。即使有杀害,也只是惩办几位被视为首恶者。就如祟佛的齐文帝宣布灭道教,便仅杀了四名不肯落发的道士。周武帝灭佛,亦不肯杀一个僧人。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氛围所使然。因为古代儒家讲究中庸、宽容,道家讲究清静无为,而佛教则更是高扬和平与平等的大旗。不像西方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十年、上百年、数百年。

三方的争斗到了唐朝方才告一段落。

唐朝完全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明的国度,他们对于各族文化都以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接纳。

在唐朝你可以打吐蕃传来的马球,穿北方胡人的衣服,看西域来的歌舞,玩***娘们……

只要你有心,你可以在大唐,在长安体会到各种各样的异族风情。

佛、道、儒三教之争也因为这种气度而缓解,李世民对于佛、道、儒三教没有什么偏袒,秉着只要你们不惹事,就不介意他们在大唐传教的心态。

可弘福寺的案例,恰好打破了这种和平的姿态。

李世民在历史上的地位很高,除了上了年级之后出现一些奢靡之气以外,在中前期,对于百姓是非常关照的。而弘福寺却收刮民脂民膏,以百姓的钱财,行挥霍奢侈之风,已经触及了李世民的底线,让他龙颜大怒。

在得到房玄龄、杜如晦的奏报之时,李世民气得拍案而起,把自己的手都打肿了,立刻召开群臣商议此事。

在杜荷没有抵达承庆殿之前,议会已经开始。

魏征、褚遂良这些正统的文士,对于佛教有着心灵深处的鄙夷,面对这一群**的和尚,立刻展开了潮水攻势,三言两语将佛教贬低的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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