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砰！砰！砰！”
躲在那一堵断墙后面的孙文武，在万分悲痛之下，他要是从腰间拔出来配备的那一把德式手枪，拉上了保险以后，把枪口对准了那三名腹部中弹倒地不起还在进行着痛苦挣扎的敢死队队员，紧闭了双眼，扣动了扳机，连续开了三枪。
对于神枪手的孙文武来说，即便是这个时候的他闭上了双眼，射击距离只有二十几米的目标，自然是弹无虚发，射出去的这三发子弹，都无一例外的命中目标。
刚才，还躺在血泊之中痛苦挣扎的那三名腹部中弹的敢死队队员，他们每个人的脑门上都挨了一发从孙文武手枪射出去的子弹，当场就被打死。
此时的孙文武刚才开枪的时候，他之所以选择闭上了自己的双眼，是因为他实在是不想亲眼目睹到，自己手下的三个士兵，不是被小日本鬼子的子弹打死，而是被自己的子弹打死。
如果睁开眼睛的话，他觉得自己真的下部了这个狠手，唯有闭上了眼睛，他才能够狠下心来，下得了这个手。
当孙文武睁开双眼之后，这才看到他这个神枪手，果真是弹无虚发，三声枪响刚一结束，距离他二十几米开外，那三个腹部中弹的敢死队队员静静地躺在血泊之中，不再有任何的痛苦挣扎，仿佛进入了睡眠一样。
这才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就有九名敢死队队员壮烈牺牲，无一例外都是被那三辆前后排开的日军坦克上面的机枪和大炮打死的。
当然了，在九名牺牲的敢死队队员里面，有四名敢死队队员的伤势太重，根本就无法救治，可以说毫无生还的可能性，在枪林弹雨之中，只能够向同伴请求开枪将自己打死。
在临死的那一刻，这四名敢死队队员心里头想到的是，被自己打死总好过被小日本鬼子打死强，反正自己十八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
司马迁曾在《史记》中写下：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
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当中，为了保家卫国抵御外敌牺牲掉的中国军人，不分老幼不分男女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他们的死，都重于泰山。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卖国贼和狗汉奸，他们这种卖国求荣的方式不仅可耻可悲，不仅遗臭万年，而且，他们的死轻于鸿毛，应该遭到后人的唾骂。
悲愤交加的孙文武，觉得原本组建的十个人的敢死队队员，现在活着的人只有他自己，其他九个人全部都壮烈牺牲，而炸毁那三辆日军坦克的任务，自然而然就落到了他自己一个人的肩膀之上。
用沾满污泥尘土的双手，擦拭去眼角浑浊潮湿的泪水，孙文武把四捆手榴弹挂在了他腰间的皮带上，动如脱兔一般，“嗖”地一下，就站起身来，从身后的那一堵断墙上面跳跃了过去。
身影快如闪电一般的孙文武，向前冲刺了五秒钟的时间，就攀爬上了距离他最近，同时也是宝山路上最西侧的那一辆日军坦克车的上头。
当初，孙文武制定的炸毁日军坦克车计划是，由他身先士卒，率队带领的十名敢死队队员，只要能够有六名敢死队队员能够活着冲到这三辆日军坦克车的近前。
就使用把一捆共计有十只的木柄式手榴弹，先把这三辆坦克车两侧的车轮和履带炸毁，再使用他们随身携带的枪支，把在坦克车体内的日军士兵开枪打死，以此来达到车毁人亡的目的。
可问题是眼下的情况，十名敢死队队员只剩下了孙文武他一个人，而且，他现在身上也只有四捆木柄式手榴弹而已，想要再执行原来制定炸毁三辆日军坦克车的计划，已经不具有任何的可行性。
跳上停泊在宝山路最西侧那辆坦克车上的孙文武，来不及多想，当即就把坦克车上头的舱门用力的撬开，拉燃了其中一捆手榴弹的引线之后，直接就丢进了坦克车的驾驶舱里面。
前一秒钟，孙文武把那一捆引燃的木柄式手榴弹丢进了被他踩在脚下的坦克车的驾驶室里面，后一秒钟，他就飞身跳下了坦克车旁边的地面上。
只是眨巴了两下眼皮的功夫，刚停落在地面上的孙文武，就又蹿上了停泊在宝山路中间位置上的另外一辆日军坦克车的车体上面，身体有些疲乏的他开始大口大口地喘起了粗气。
这才喘了两口粗气而已，便听到“轰隆”一声巨响，停泊在宝山路最西侧的那辆日拒绝坦克车的驾驶舱里面发生了爆炸。
虽说，木柄式手榴弹的炸药含量较少，但是十只木柄式手榴弹捆绑子在一起发生爆炸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几乎就相当于一个中型的炸药包的威力。
停泊在宝山路最西侧的那辆坦克车驾驶舱里面的日军士兵统统被当场炸死，同时，机枪和大炮也都被炸毁，即便是车轮和履带都完好无损，但是这辆坦克车却彻彻底底的完全报废。
炸毁完一辆日军坦克车，以及多名日军士兵以后，孙文武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也并没有觉得有高兴，在此时的他看来，现在还不是高兴和满足的时候，还有其他两辆日军的坦克车，正在朝着他们特务连所驻守的天通庵车站大楼方向进行猛烈攻击呢。
如果任由其他两辆日军坦克车，继续这么猛烈攻击下去，估计用不了一个钟头的时间，天通庵车站大楼就会被夷为平地，那对于他们特务连来说，这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事情。
作为特务连连长的孙文武，自然是有义务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