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兴国每天波澜不惊的接受着教官的折磨，可是他不知道的是，他的《军中绿花》已经声名远扬了。
不过对于这些他可没有放在心上，偶尔为之的东西，谁也不会当成宝贝，如果真有哪个重生者如此心态，那真是白来一趟了。
杨兴国现在的心态非常平稳，要是配上特效，估计就有“平稳气场”了！
日子就在无聊的军训中一天天的过去了。
这一天，阮大山突然跟杨兴国说让他下课后去找他一趟，杨兴国心里一咯噔，估计肉戏来了！
阮大山办公室，杨兴国推门而入。
“陈董，人来了！”阮大山笑呵呵的介绍道。
杨兴国看到一位搭着西装领带的中年人坐在茶椅上，此人一听阮大山的介绍，非常热情的站了起来，伸出手道：“杨老师你好，我是陈应登，厦门印花地砖厂的董事长！”
杨兴国对于印华地砖厂的印象记忆非常深刻，因为它是特区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1982年1月10号跟厦门市政府签订的建厂合同。
只不过前世这家企业一直不温不火，甚至中间还经历不少坎坷，没有发展起来作为厦门对外招商引资的显示窗口，着实令人惋惜。
在前世大家熟悉的疏港路高架桥旁，湖里悦华路２号，坐落着一家“印华地砖厂”。与周围林立的高楼和厂房相比，这家工厂的外观显得那么朴素，然而，它对厦门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这是第一家在特区落户的外资企业。
“陈董真是见外，在阮院长面前，怎么敢称老师呢！”杨兴国微笑着跟陈应登握手。
“自然是当得，宏展电子跟印华都在悦华路上，您的大名我可是如雷贯耳啊！”陈应登一脸钦佩的看着杨兴国，他实在没想到杨兴国居然如此年轻。
“都是大家谬赞了！”杨兴国谦虚地回道。
“你们都来喝一杯茶吧！”阮大山适时泡好了茶，叫停了二人。
“我记得陈老先生是印尼华人，怎么会来到厦门建厂？”杨兴国喝了一口茶，开始抛砖引玉。
陈应登愣了一下，自己都还没有做介绍呢，他怎么就知道了？
谈起来厦投资办厂的事，陈应登感慨不已道：“我来投资，就是想当一块抛砖引玉的砖块。如果真的能起到促进家乡招商引资的作用，也算对家乡做出了贡献。”
“陈董的胸怀真是令人敬佩！”杨兴国恭维了一句，事实上，他对陈应登的资料了如指掌。
陈应登是印尼华人，1981年，他准备在新加坡开办一家玻璃厂，当时用地和设计方案都已经定下来了。不过，陈先生的两位好友，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总经理薛文林和中国驻新加坡商业代办王沁文告诉他，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厦门被开辟为“经济特区”。
这两位先生对他说：“你祖籍福建，为何不把企业办到厦门特区去呢？”
陈先生虽然加入了印尼籍，但他一直以中国人的血统而自豪。听到两位好友传递的信息，他心动了。1981年12月初，他踏上了厦门特区的土地，进行实地考察。
尽管在他眼前的几乎就是一片荒山，但他还是坚定了来厦投资的决心。1982年1月10日，他与当时市政府的代表——厦门建设发展公司和厦门经济特区工程建设公司签订了特区第一份外商投资合同，把原定在新加坡开办的玻璃厂迁到厦门，并定名为“印华地砖厂”。
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没有集装箱拖车，两卡车背靠背运货。
刚刚开放时的湖里，还只是一片荒滩野岭，基础设施几乎为零，一直搞计划经济的人们，也根本不懂得如何同外商打交道。作为第一个来湖里投资的外商，所有的问题，印华地砖厂都是第一个碰到。
当时印花地砖从西德引进了２条生产线，货到了连码头都找不到，只好借用挖泥船，把集装箱拖进三航六公司的一个修船的船坞。
好不容易集装箱上岸了，但又没有集装箱拖车，经过与市政府的协商，借用了两辆８吨大卡车背靠背一部前进一部后退往里拉。
当时连一条像样的公路也没有，只好看哪里的地面比较平坦就往哪里走。
为了安装设备，陈先生还请来了几位德国的技术人员，可是当时湖里连一家像样的旅馆都没有，只能住到老市区的华侨大厦。陈应登买了一部12座的汽车，每天负责接送这些德国技术人员。因为湖里根本没有路，到工厂建好的时候，这辆汽车也报销了。
当时陈应登和那些德国技术人员一起住在华侨大厦，每天从工地往返，吃饭也成了问题。
当时食品是定量凭票供应，每天中午11点开饭，11点5分就没饭吃了。而且那些外国人还都吃不惯中餐，刚刚开放的厦门也根本没地方买西餐。
于是，陈先生就每周专门坐船去香港，为德国人买面包，他自己饿了就吃从福清买回来的光饼，可见他对于人才的尊重，几乎达到了求贤若渴的地步。毕竟是从玻璃厂转过来做地砖厂的，他自己就是一个门外汉。
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陈应登先生的工厂终于在1984年7月4日正式建成投产，从开工到投产，整整经历了两年半时间，到了1984年以后，厦门湖里工业区的交通，食宿状况才有部分改观。当时的fj省高官黄长溪还专程赶来为工厂剪彩，所以说这是一家备受瞩目的外资企业。
工厂投产后，一开始并不是那么顺利，前几年一直亏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