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少不了为之感叹，为之惋惜，可惜那些建筑材料变成了空空荡荡、毛毛糙糙、毫无用处的闲房子，很快又要变成垃圾被清理掉。然而，改革、开发，大势所趋，他再可惜也没有办法。
听说全县所有的村子都要搬迁，把地方腾出来开发利用，让农村人都住进社区，搬到高层上去。既然如此，就应该把政策定硬，严令盖房，多盖的不但不赔钱还要罚款，对一切非法建筑更要重罚。我就不信，这么大的国家，连婆娘生娃都能管住，难道还管不住盖房吗？
可能就是别人说的，为了各方面的利益，只是表面敷衍着说说而已，根本就没下摊管。唉，还是该死的钱在作怪，管得太严就无空可钻啦。要是把钱废除了，这些病就可以不治而愈。不知共产党革命的远大目标，几时才能实现呀？可能咱这辈子等不到啦！
常大伯想着走着，问了几个人才找到远近闻名，而自己从未来过的杀鸡村。人还没有进村，浓厚的鸡屎味扑面而来。他不由想到：这里的臭味怎么这般强烈，简直熏死人呀，我养了那么多鸡也没有这种味道。
他下了车，一只手推着慢慢走，另一只手在面前毫无用处地搧着，过了好大一会才渐渐适应了这种环境。路上到处都晒着鸡毛，有快干的，也有刚晒不久的。还有没冻死的苍蝇密密麻麻，就跟蜂箱前的蜜蜂一样，嗡嗡声不绝于耳。一脚踏去，‘嗡’地一声飞起，脚一抬又落下了。
常大伯走着问着，拐了几道弯，终于来到拉他鸡的二铁门前。他撑好电摩，把门推开高声问道：“喂，这儿是二铁家吗？”一连问了几声，里边才走出一个烫着鬈鬈头，戴着金耳环，身穿旗袍裙，足登高跟鞋的年轻女子，尖着嗓子，拉长音调说：“人——没——在——。”
常大伯往进走着又问：“人干啥去了，我找他有点事。”
那女人大声喊道：“给你说人没在，人没在，咋还往进走哩？得是耳朵聋啦？出去，出去，快给我往出走。”
常大伯继续往进走着说：“怎么，你这屋里不是人进的地方吗？人没在，你难道不是人吗？谁没事到你家来干啥呀？”
那女人的声音小了下来，“你这老头咋说话哩？我不是人难道是猫是狗不成？我是说拿事的人没在，你进来不顶啥，我是人也不拿事。多年以来，找我老公卖鸡的人都是唯唯诺诺，谁敢直接往进走。”
常大伯大声说：“我不是卖鸡的，我是来要账的。你不让进门，叫我在外边问谁要呀？没见过你这么不懂礼貌的人。”
那女子也大声说：“没见过才叫你见哩，要账怎么啦，要账更应该低声下气，你老汉连这点常识都不懂。那个要账的不是好话说尽、不耻下问，求爷爷、告奶奶，像你这种态度，临死也别想把账要下。我叫你进来，害怕把我屋里污染了着，快往出走，爱到那里要到哪里要去。”
常大伯执拗地说：“我要自己的账，当然理直气壮，为啥要低声下气哩？我今天就爱在这里要，就不往出走，不给钱还要在你家里睡哩。看你能把我怎么样，自己做生意不摊本，欠别人的账还有理啦。”
常大伯边说边往进走，那女子急忙进去要关里门，常大伯已经进来推着门，她怎么也关不住。就在此时，从隔壁过来个老汉拉住常大伯说：“老哥，老哥，消消气，别和她一般见识。走，先到我那边喝点茶。”
常大伯也觉得自己和一个女娃较量有失大体，就和老头来到他家。老头给他们泡着茶说：“不瞒你说，隔壁二铁是我的二儿子，早晨上省城送鸡去了，可能到晚上才能回来。家里那媳妇蛮横惯了，对人没有礼貌，在家里啥事不管，贪图享受哩，你和她说到底也不顶啥。
唉，没办法，只要她对我儿子、孙子差不多就行了。咱们这代人，享不了年轻人的福。你也别生气，喝点茶，歇一歇先回去，他晚上回来我给他说一声，你明天来早点他就在哩。”
常大伯喝了杯茶说：“既然如此，我就先找大钢去，他家在那里呢？”
那老头说：“别急，慢慢喝吧。大钢是我的大儿子，人也没在，他家在后街，从我庄子东边这条路过去，门朝北的第一家便是。两人早上一块走的，你去了也不顶啥，媳妇从来不管欠账的事。”
常大伯说：“我说这两个鸡老板有点像，原来是弟兄们，都是你老先生的儿子。那你就得给他们说说，这样做生意不行，他们出去应该把钱和账放在家里，由媳妇给养鸡户付款。这样互不耽搁，养鸡户的时间也紧，不能让人家经常跑冤枉路。这样失信于人，往后的生意就不好做了。”
老头喝着茶略有所思，然后慢腾腾地说：“他两个是很相像，但和我连一点像气也没有，不管是长相、性格，全都截然不同。我这人一辈子不欠人的，哪怕自己不吃不用，也得先把别人的钱付清。他两个硬把钱存起来、放出去也不给人家还，简直太不像话了。
唉，我为这事不知说了多少次，他们不但不听，还满嘴的道理。说什么‘放你的心，我们欠的账再多，养鸡户只能逆来顺受，绝对不敢得罪我们。我们干的这一行，就是关着门卖疥药，谁痒了就得找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