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赵颜等人的预料，在新法正式颁布之后没多久，朝堂上终于迎来第一位反对新法的大臣，御史中丞吕诲历数王安石变法以来的十大过失，请求赵顼停止新法，可惜这位御史中丞却是撞到了枪口了，这时的赵顼对王安石正是信心十足的时候，所以接到他弹劾王安石的奏折后，几乎是在第二天就把吕诲贬为地方官。
不过吕诲的弹劾虽然没能成功，但是却开启了新旧党争的序幕，其中以王安石为首主张变法的称为新党，而以反对变法的大臣则组成了旧党，刚开始旧党的实力并不强，很多大臣都对变法并不抵触，虽然王安石有些失误，但他们依然处于观望之中，所以旧党在开始时除了那个吕诲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人物，而且在吕诲被贬出京之后，旧党也的确像沈括预料的那样消停了好一段时间。
本来按照变法之初的局势，王安石遇到的阻力并不大，甚至不少人还暗中为新法开绿灯，但是随着王安石顽固、不懂变通等性格缺陷的显露，以及他在用人方面的不当，使得新法在推行之初就暴露极大的缺陷，不少人私下里都劝王安石暂停一下，最好是能够整顿一下变法派的内部再推行变法也不迟，可惜以王安石的性格若是能听进去才是怪事，反而还会与劝说他的人产生争执，比如身为王安石挚友的司马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与王安石闹翻的。
要知道司马光与王安石可是交情莫逆，当初王安石隐居在南京教书时，全都靠着司马光等几个好友帮了扬名，那句“享负天下盛名三十年”就是出自司马光的书信中，由此可知司马光对王安石的看重，可是现在王安石连这位至交好友都得罪了，就更别提因变法而得罪的其它人了。
也正是王安石得罪的人越来越多，使得很多本来新法持观望，甚至是支持态度的大臣纷纷改变态度，转而加入了旧党之中，这也使得旧党的实力越来越强，若非王安石的新党一直受到赵顼的无条件信任，恐怕新法早就推行不下去了。
不过就算是有着赵顼的支持，新法的推行遇到的阻力却还是越来越大，特别是随着旧党实力的增强，使得新旧两党之间的矛盾也日渐尖锐，眼看着两党之间就要爆发一场剧烈的争斗，最后无论谁胜谁负，都会形成一场剧烈的政治风暴，对大宋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
也就是在这种风雨欲来的关键时刻，远在河北大名府的韩琦忽然上书赵顼，他在奏折中为赵顼列举了青苗法在地方上推行时，给百姓造成的恶劣影响，并且规劝赵顼停止青苗法的推行。另外他这样做也有更深一层的用意，那就是在停止了青苗法后，从而平息一下旧党的怨气，从而缓和两党之间的矛盾，避免接下来发生的党争惨剧，可以说韩琦这份奏折可谓是用心良苦，真正的做到了无论在外还是在内，都为大宋朝廷着想这一点。
对于韩琦这样三朝为相的老臣，赵顼也十分重视，接到他的奏折也十分犹豫，也就在这时，大宋仅有的三位宰相中的两位，也就是除了王安石之外的曾公亮和陈升之也忽然求见赵顼，表达了他们对韩琦提议废除青苗法的支持，这下终于让赵顼对新法产生了一些动摇，甚至还单独召见王安石，希望可以暂停一下新法的施行。
王安石也没想到新法才刚施行没多久，就遭到这么多人的反对，特别是韩琦和曾公亮等几位老臣对青苗法的反对，更让他有些措手不及，只不过他的性格执拗，否则也不会被人称为“拗相公”了，所以对于赵顼想要暂停新法的想法，王安石也是坚决不同意，甚至在离开皇宫后，直接称病在家，继而还向赵顼提出辞官归隐的请求。
对于王安石准备辞官的要求，赵顼也十分着急，毕竟他可不想轻易的放弃变法，也正是在这时，新党之中的韩绛等人也向赵顼劝说，希望他可以留下王安石继续变法，这下终于使得赵顼心中的天平倒向新党一侧，主动出面去了王安石府上挽留他，也正是趁着这个机会，王安石借机向赵顼陈数朝廷内外诸官互相依附勾结的情况，其实言下之间就是韩琦虽然离开了京城，但是对朝堂上的动向依然十分清楚，由此可知朝中肯定有不少他的眼线，从而可知韩琦并没有完全放下手中的权势，这也让赵顼终于对韩琦不再信任，自然也不会听从他的劝说。
可叹韩琦本是一片为国为民的好意，却是被赵顼给误会，而且连他的意见赵顼都没有听进去，这下终于让旧党再也坐不住了，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旧党终于与新党暴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争斗。
熙宁二年初，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等人都纷纷上书陈述变法的危险，结果赵顼非但听不进去，反而将这些人相继贬出京城，一时间朝中旧党的势力大损，再也不复之前的声势，不过赵顼和王安石的这种做法却是更加惹怒了一些人。
其中司马光虽然与王安石闹翻，但他可能是顾念之前的情分，再加上心中对变法也存着最后一丝幻想，所以并没有公开反对新法，可是这次的旧党纷纷被贬，其中他的另外一个好友范镇因直言王安石“进拒谏之计”、“用残民之术”，结果也被贬出京，这让司马光大为愤怒，之前他就已经给王安石三次写信，指出新法的危害，可是王安石却是逐一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