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登州，正是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
一船船的粮食顺着东北风抵达烟台港，大粮食批发商们坐镇茶馆，严阵以待。被他们雇佣的伙计及中间人跑来跑去，不断来回请示，最终定下一个买卖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将粮食易手，运到不远处的货栈内。
这些都是从朝鲜运来的粮食，价格不贵，既有小麦也有水稻，非常受登州人民的欢迎。当然出于保护本地农业的因素，东岸人除了粮食歉收的年份外，对从朝鲜进口的粮食都有配额。超过这个配额的话，进口关税就会变得很高，那样朝鲜粮食的价格优势也就没有了。
这会开进港口的船只所载粮食都是配额以内的，价格只有本地粮食的八成左右，因此利润空间较高，引起了粮食批发商们的哄抢。
与这边的场面所不同的是，在百余米外的烟台火车站，收购粮食的秩序就要井然许多了。这些都是沿着胶烟铁路运过来的本地粮食，产量巨大，成色上佳，故给烟台及周边大量有消费能力的阶层购买。
本地粮食最大的集散中心在桃村火车站。登州的各大粮商都在那里设了点，并选派精明干练的掌柜长期值守，负责粮食的采买事宜。托天尊的福，这几年登莱虽然谈不上风调雨顺，但天气也算是帮忙的，两府粮食产量稳定，各类蔬菜、水果的也是产销两旺，市场一片繁荣，人人喜笑颜开。
而食品产量的提升，则不出意外地带来了生命的洪流。登莱的人口出生率已经连续多年稳定在高水平，按照民政部门某调研员的说法就是“孩子们满地都是”，几乎家家户户都养了好几个小孩，登莱的人口数量在连续小步快进之后，已经处在爆发的边缘，人口自然增长率直追东岸本土，也许能达到4-5的水平，非常惊人。
为了保障孩子们能够正常长大，不至于中途夭折（这在古代太正常了），登莱开拓队政府也在想尽一切办法改进两府的卫生状况。与清国签署的和平协议给了他们一个不错的外部环境，因此他们削减了一些军事方面的投入，开始在多个主要城市修建现代化的上下水设施，确保城市居民不被受污染的水体侵害。与此同时，更卫生的生活方式也被医疗宣传队传授给了许多城市或乡村居民，这些都让清国、顺国、明国境内多发的霍乱、痢疾等疾病在东岸辖区内收敛了很多，因这些而死去的居民数量减少了很多。
以这会人声鼎沸的码头为例。茶馆产生的各类废水都倾倒进了路旁的一条小暗渠内，而不是如几十年前那样直接泼洒在路面上。暗渠也定期有人清理，确保不会被各类生活垃圾堵塞淤积，进而导致污水漫到路面上来。
烟台、胶州等地的居民基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并真切地认识到这些好的生活习惯确实对自己的生活有帮助。作为登莱首屈一指的大城市，烟台、胶州的居民在这方面可以说不比本土很多城市的居民差。人均月收入已经达到4-5元的他们，已经渡过了早期那种蒙昧、落后的阶段，开始褪去了更多的中世纪的色彩，进入到了更现代化的行列。就这一点而言，烟台、胶州已经具备了东岸本土很多城市的特征，如果它们再多建一些医院、工厂、学校、图书馆及研究机构，基础设施再搞好一些的话，那么就和本土的城市别无二致了。
当然登莱开拓队政府这些年来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除了硬性要用在移民身上的开支外，登莱开拓队已经连续三年削减军费开支，停止了在青州、辽东一带的敌对活动，海军也很少去黄海转悠了，转而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建设之中。而这，似乎也是登莱本地人民越来越支持这个政府的最主要原因——财政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本就应该如此。
所以，曾经有人戏言，清国、顺国方面一直幻想自己将来大军踏入登莱、宁绍时，当地百姓会扶老携幼，跪迎王师，但现实怕是会令他们大吃一惊，登莱的百姓不但不会迎接，相反还会响应开拓队政府的号召，纷纷从军也与之战斗。清国、顺国想要征服这些地方，除了在军事上获胜外别无他法，即便祭起民族主义大旗也效果不大，因为登莱开拓队政府打得前宋苗裔旗号，也是华夏一脉，自然对民族主义思想免疫大半了。
与登莱处于另一个极端的是东岸人刚刚占领的廉州、梧州、浔州等地。东岸政府从未统治过哪些地区，当地普通百姓对东岸也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把持着话语权的读书人倒是多多少少了解一些，但基本上都是负面的东西，以他们的三观，自然无法对东岸有什么好印象。因此，当东岸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这些地区后，当地的士绅读书人其实是很不甘心的，极力想要恢复旧有的秩序。即便是那些与士绅阶层不是很融洽的土司头人们，也对东岸不是很感冒，因为东岸人向来标榜平等，对奴隶般的人生依附关系不太感冒（虽然他们也奴役黑人），所到之处这些土司们是无法再控制大量的人口及生产资料了，因为东岸人肯定要将其解放出来，投入到整个社会的生产中去，因此这是双方不可调和的矛盾。
士绅对东岸人比较厌恶，土司对他们也不感冒，那么东岸人在廉州、梧州等地得不到当地百姓的支持也就很正常了。与他们相比，大顺虽然也在清剿土司势力，但他们至少得到了读书人的部分拥护，因此情况要比东岸人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