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宽甸二县已经和平了有一阵子了。不过若是你仔细看看的话，就能够看到，战争所带来的创伤依旧随处可见：被破坏的农田、堵塞的水井、坍塌的仓库、焦黑的房屋，以及到处都省…
鞑子这一同肆虐，所带来的危害可真不小！
而也正是因为如此，原本按计划早就应该结束战斗回营休整的陆军第十混成营李子谦部，在廖得功少校的请求下与第七混成营类似，第十混成营这种主力精锐部队现在都归登莱保安司令部直辖，地方军政官员若有什么事只能与他们协商着来该部一千多官兵硬是延长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凤凰城周边狠狠地打了一番草谷。
老实说，这种打草谷的行为从经济上来说其实是亏损的！凤凰城作为清国与东岸接壤的前哨地区，原本不多的居民早就迁移到了别处，剩下的也都分散居住在各地，甚是偏僻，本地带路党可能都不一定能找到，更别提第十混成营这些外来户了。这就造成了，该营一千多官兵和大量役畜在外人吃马嚼，每日里耗费巨大，结果却只打了几只苍蝇，毙伤俘不过两三百个鞑子居民，钱没捞着几个，弹药、装具、药品、食物、被服、鞋靴乃至役畜却贴出去了不少，实在是亏到姥姥家去了。
以上是从经济角度来看待的。如果你从军事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这种扫荡行为其成本其实没想象中那么高，因为这保证了东岸人重点垦殖的丹东、宽甸两地与凤凰城之间有了一个相对空旷的缓冲区。在这个缓冲区内，因为大扫荡的因素，各式各样的清国村落已经大大减少（其实经过几年的战争，这些村落很多已经残破不堪，这次是给了最后一击），凤凰城或别处的清军小股部队若想来进攻东岸垦殖区，补给将是个大难题，除非他们事先在某个隐蔽的地方储藏食物，但无论如何没以前那么方便了。
另外从政治角度来讲的话，第十混成营（辽东新军第一师也时不时派部分骑兵来帮忙）在这山沟沟里展开的大面积、长范围扫荡，也极大打击了清国政府的威信及军民的胆气。威信和胆气这种东西，颇是悬念，有时候看起来没什么用处，有时候却又重要无比。
说句实话，当年若没有崇祯朝清军五次破口入关，没有将明军主力三番五次被入关清军吊打，甚至出现几十个清军追着几千明军跑的场景，试问北方人民的心理会发生微妙变化以至于承认这清国有了争夺天下的资格，而不是偏居一隅的关外野人呢？
这种心理上的转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可以削弱敌方军民的抵抗意识，利于收编大批降兵，毕竟你不可靠光靠自己打天下，那样成本太高。如今东岸人在辽东的扫荡也是如此，那就是明明白白地通过事实证明，你们引以为豪的八旗兵在现代化军队面前不行！你们若不想玉石俱焚，那么及时投降也不失为一个上好的选择，反正咱们东岸人是讲道理的，是文明人，不会随意劫掠你们的财产、子女和土地（当然这点有待商榷，人均超过三十亩的土地可能会被强制赎买），只要你们按时纳税，承担兵役和劳役，没有造反或危害国家的行为，那么就一切都不是问题！
第十混成营从去年（1675年）一直活动到今年年中，一开始清国凤凰城方面还派出部分人马来阻止他们呢，结果在经历了两三次惨败后，他们就放弃了正面阻止的念头，转而通过伏击、游击等方式进行袭扰，但也效果甚微，至今只造成了第十混成营不到两百人的死伤，自身的伤亡反倒还有些不止，因此现在几乎已经是放弃了，丹东、宽甸与凤凰城之间的野外地带，几乎成了东岸人撒欢的乐园。
1676年7月20日，在距离最后一次与清军交手正式过去两个月的时候，统管整个辽东垦殖区军政事务的廖得功少校，正式行文烟台方面，请求将寄居在朝鲜境内的大概六万垦荒民众（之前分流了一批去山东及外东北）分批运回鸭绿江右岸，进行战争结束后的重建工作，廖逍遥已经正式批复同意了此事，并从山东本就有些紧张的粮食储备中调拨了一批小麦、玉米、土豆过去，充作他们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口粮。
这些口粮肯定是无法完全支撑到明年粮食收获的，因此这就需要向朝鲜王国再“借”一些了，大概需要二十万石上下的样子。毫无疑问，这不是什么小数目，而且之前东岸人已经在朝鲜人那里累计赊欠下了超过八十万石粮食了，加上这批妥妥破了百万石，按照现在粮食的市价，这累计有超过五百万元的粮食款没给朝鲜人（平均每个朝鲜人负担一元），平均每年数十万元，也是厉害。
当然朝鲜人应该没有太多反对的余地，不说现在这个国家土地上有东岸驻军（其实也就两千人左右，即釜山守备队），其国江原道兵马使全奉洙是东岸人一手扶持起来的（麾下有装备相对精良的一万多兵马），单说其国的统治阶级，现在也越来越紧密地与东岸人捆绑在一起，这从每年大量粮食、蜂蜜、铁料、药材、烟草出口到东岸控制区，又从东岸控制区进口大量铁制品、武器、丝织品以及大量南洋奢侈品就能看得出来，他们是不能更不愿与东岸搞僵关系。像从他们那里索取点粮食之类的事情，朝鲜人虽然不情愿，可却不至于一口回绝，只要东岸人多多少少付点银钱，不需要多，二十万元足够了，他们应该就会陆陆续续将粮食送过来的，虽然很可能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