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程度上说起来，清朝其实也挺倒霉的。别的不谈，中国历史上15次8级以上的地震，其中有8次发生在清朝，也是没谁了！而这次发生在郯城一带的8.5级地震，同时也是华东地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震，直接影响了附近数省一百五十多个州县，使其受到了程度不一的破坏，另外还有十余省四百多个州县受到了影响，堪称是超级大地震。
这样程度的地震，对农业社会的破坏力是极为惊人的，尤其对清军控制区内更是如此。包括山*東西四府、hn归德府、江南淮安府、hb河间、大名、广平在内的九府数十县，为了支应土著在青州、济南一带的十余万大军，承担了极为沉重的赋税、徭役任务，说是被榨成了人干有些过分，但生活困苦、家徒四壁、手无余粮倒是真的，生活水平比起承平日久的hbhx陕甘等北方核心地区要差上许多——至少在这几个省份，土地开垦面积逐年扩大、人口日渐增多、经济愈发繁荣都是可以看得见的事情，比起人民困苦、经济停滞的上述几府来说，确实不是一个层次的。
当然了，转运粮草、服徭役对上述九府数百万百姓是沉重的负担，但也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就比南明或顺军治下的百姓差多少了。首先，北方在经历了明末战乱，人口锐减之后，旧有的乡间秩序受到沉重打击，士绅数量大减，清廷统治地方后，将大片无主的土地收走，除部分分给了旗人之外（后来也很快停止了圈地），绝大部分都分给了地方上的百姓。
毋庸置疑，这种平均地权的行为是能够极大活跃地方经济、释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提高人口数量的。因此，虽然他们多年来一直承担着山*東十万清军的部分粮饷供给（其余部分由清廷从他处协饷转拨），但生活也未必就比穷兵黩武的大顺、厮杀不休的李郑二部治下、横征暴敛的吴三桂川中，以及供养了明廷政府机构大量闲杂人等、大量垃圾军队的西南省份要差多少，大家彼此彼此罢了。
不过，这种相对脆弱的经济是建立在正常年景之上的，一旦遇上农业社会所无法克服的灾害（比如此次郯城大地震就是了）上述九府数百万百姓扑街就很难避免了——离震中稍远的归德、大名、广平、河间等府或许会稍好一些，在地方政府参与赈济后应当能勉强维持下来，不过在灾情严重的山*東西四府及江南省的淮安府，这次地震不啻于一次毁灭性打击，针对他们脆弱的农业经济的毁灭性打击！
根据东岸侦骑冒险进入青州府得到第一手资料推测，青州全府十二县、一州、一卫此时的秩序大概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完全瘫痪大概有些夸张，但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之中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交通断绝、房屋大量倒塌（这里可至少都是8度区核心腹地呢，梁向俭此时所在的胶州城也处于8度区边缘）的情况下，各州、县、卫之间声息不通，屯驻在四处的各营兵马联系不畅，已是大概率事件。
至于说民间百姓，平日里就没甚余粮，又刚刚接受了长达数年的旱、蝗灾洗礼，很多人才刚刚从逃荒的外地返乡，惊魂未定，这会又遇到了地震，简直不是一个惨字能形容的。因此，梁向俭估摸着，这些山*東百姓搞不好又要大规模涌向东岸控制区“就食”了。要知道，在去年刚刚结束的旱灾中，一些早先逃荒到东岸控制区的山*東西四府百姓，颇有一些后来又偷偷返家的，这些人给青州、济南诸府的清国百姓带去了东岸人“仁义”的名声，稍稍破除了一些清国对东岸多年妖魔化宣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何况，莱州府邻近东岸控制区的昌邑、高密、灵山卫等地百姓也不是傻子，东国朝廷奋力救灾、赈济百姓他们都看在眼里，久而久之也会有一些消息传回西四府，这些无疑都给东岸做了一次正面的宣传，使得西四府的百姓不再对望登莱逃难充满了抵触。
这样的转变，东岸人尚未充分意识到，但如果有大量来自山*東西四府的灾民涌来后，他们就会明白了。别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虽然前面几年的旱灾、蝗灾中已经有二十多万灾民逃亡了登莱（加上接手的平度、胶州等地，灾民总数高达三四十万），看似“潜力”已经挖尽。但要知道，这次地震的震级高达8.5级，破坏性极为剧烈，郯城附近广大地区的秩序自然是当然无存，彻底瓦解，青州、济南等地也颇不好受，而且房屋、农田、水利等被破坏严重，今年的粮食歉收已成定居，这个时候如果地方上没人赈济的话，那么逃荒潮的形成就不可避免，特别实在地方驻军也多有死伤，一时间有些混乱的时刻（这意味着拦截灾民的力度有所减小），绝壁会有大量西四府的灾民逃亡东岸控制区。
因此，这才有了梁向俭梁大队长在胶州城的那么一问，山*東西四府灾民，难道又要大举用来了吗？登莱二府又做好充分的准备了吗？这个无人能够回答，也无人敢于回答，因为蕴含了极大的政治风险，如今就看梁向俭这个最高指挥官怎么做了——如果他仍怀有仁慈之心呢，自然是应该敞开来赈济衣食无着的灾民，即便力有不逮，也该赈济一部分；而如果他爱惜羽毛、不愿为此承担可能会有的政敌攻讦的话，那么估计他就会袖手旁观了，甚至理由都是现成的，即登莱地区刚刚从持续数年的旱灾中恢复过来，存粮有限，且欠了一屁股债，实在没有余裕赈济外来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