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学是朝廷的官学，但古文经学，正统儒学一直没有放弃过这种地位的争取，而新儒学，是汉末大儒马融、郑玄开始融合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的改良版。
其实，今文经学者与古文经学者，双方读的书其实差不多，很多今文经学者都读过古文经学的书，而古文经学者基本上都读过今文经学的书，因为今文经学是官学。
按理说，双方不应该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但实际情况有过之无不及，原因其实还是治国理念的区别，今文经学提倡礼治，即礼重于法，而古文经学提倡法治，就是法重于礼。
对于两种学术流派来说，法与礼都是不可少的，但问题在于谁为主，谁为辅。汉末的吏治腐败很大的原因就是今文经学的“隆礼重法”，也就是我们后世所讲的“刑不上大夫”，而古文经学却要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双方的胶着点。
士人内部的纷争其实也是治国路线的争斗，这种争斗虽然不是白热化，但是对朝政的走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直接作用于朝廷的党争。
汉末朝廷几大势力主要是外戚、宦官、士人与宗室，其中外戚与宦官之间的争斗尤其残酷，这跟东汉中期之后，无成年皇帝继位有很大的关系。
皇帝年幼，太后主政，必然要借重自己娘家的势力，这就造成外戚势力的庞大，而皇帝成年后，要取回自己的权柄，只能依靠身边最亲近的宦官，这就造成了宦官势力的崛起。
宦官里面，也不全是坏人，像曹操名义上的爷爷曹腾，就是一个相当出色的人。这主要是因为汉朝的宦官，跟后世的宦官有所不同，并不完全是贫民子弟，其中有很不少也出于士族家庭。
因此，读过诗书的宦官也有知礼义廉耻的。说起汉末的宦官阶层，众所周知的是“十常侍”，十常侍里面两个为首的，一个叫张让，一个叫赵忠，张让被汉灵帝称为阿父，赵忠被汉灵帝称为阿母。
十常侍当时的权势很大，大到连皇帝在没有取得足够的势力时也无法控制他们，汉灵帝的舅舅就被十常侍下狱害死了，但是汉灵帝不敢管。
南阳的富户何进，祖上是杀猪的屠户出身，身份不高，就是走了十常侍的门路，把自己的妹妹送进宫当了皇后，而汉灵帝的一个宠妃王美人，在产下皇子刘协，也就是后来的汉献帝。
之后，被何进的妹妹何皇后借十常侍之手鸩杀，汉灵帝也不敢问罪，只是将刘协委托给自己的母亲董太后抚养，怕再被害死了，这也为后来董卓的废立提供了机会。
黄巾起义之后，何进在十常侍的支持下，当上了大将军，主持平叛。大将军这个位置，已经是外戚势力的顶峰了，何进开始与十常侍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尤其是与张让，两人之间还是亲家的关系，但是自从何进当上了大将军，拥有开府建衙的权力后，与十常侍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很微妙了。
而这个时候，一直不显山不露水处于蛰伏期的士族势力伸出他们的爪牙。士人与宦官的关系是很不好的，尤其是汉末的两次“党锢之祸”，更是让士人对宦官的仇恨到了骨子里。
但开始何进与宦官沆瀣一气，就不是士族可以抗衡的了，所以只有选择蛰伏，但何进一当上大将军，掌握了北军的控制权，士族就开始扶持何进对抗十常侍为首的宦官势力。
袁绍、曹操等士子都开始在大将军府担任职务，其中在黄巾起义时被赦免的党人，也有一些加入了何进的势力中，导致何进的势力迅速膨胀。
何进收拢这些势力，终于引起了宦官集团的警觉，可此时何进羽翼已成，一时之间宦官无能为力，双方势力维持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而汉灵帝此时在干什么呢？汉灵帝一方面在敛财，一方面在做着废长立幼的工作，汉灵帝宠爱王美人，爱屋及乌的喜欢刘协，而不喜欢何皇后生的嫡长子刘辨。
当然，这也与刘辨幼年时期养在道观缺少教养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明显的，此时，十常侍已经不能让汉灵帝信任了，尤其是王美人直接死于十常侍之手，十常侍也不可能看着刘协当上皇帝。
因此，汉灵帝开始扶持小黄门蹇硕为首少壮派宦官势力，以抗衡十常侍与何进，并为此成立了西园八军，以蹇硕为上军校尉，节制其它七校尉，连大将军何进也要听从蹇硕的指挥。
但显然，西园军被其它各方势力渗透得很厉害，尤其是士人，毕竟十常侍也好，何进也好，他们的手上都没有多少可以领军的人物。
而士子中的人才无疑是一抓一大把，袁绍、曹操都成为了西园八军中统领一军的校尉。汉灵帝去世后，没有掌握实际权柄的蹇硕很快就被何进所杀，汉灵帝的计划流产，刘辨当上了皇帝。
何进大权在握后，与宦官势力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因为太后与皇帝都掌握在十常侍手中，何进投鼠忌器，采取了一招愚不可及的办法，招诸侯进京。
而得到消息的宦官势力先下手为强，在皇宫内杀了何进，但没有及时接管军队，军队为士人暂时掌握，杀进皇宫，宦官势力被连根拔起。
但是以袁绍为代表的士族势力显然没有想到这一切都为董卓铺平了路，来不及整合西园八军与北军的士族，明显不能抗衡手握西凉铁骑的董卓，士人的卞庄刺虎之计生效了，但却被黄雀在后的董卓掠取了胜利果实。
在这些朝廷的争斗中，宗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