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物体下落，不是因为天“想要”物体下落，而是“天志”这个冰冷的事实是物体下落。
因而人性即为天之所赋、存在即为自然之理。
这又和墨家的“集众义而成法、选贤人为天子，使每个人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本性的权力，来获得最有利于每个人生存的制度”的理论相应和。
因为人的本性无善无恶，生之谓性，那么人趋利避害就是天生的本性，这不能说是错的。
但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在上古之时必然会引发混乱。每个人都有“权力”发扬自己的本性，这不是错，这是天帝赋予人的权利，要不然人的本性为什么是这样呢？
但每个人都发扬自己的本性，天下就混乱，于是就需要每个人出让一部分本性的天赋之权，从而形成一个公共的意志，而政府作为履行这个公共意志的媒介而存在，于是“选天子、定天下”就这样产生了。
所以，看似简单的制法，墨家既不能承认“性本善”，也不能承认“性本恶”，否则墨家关于法律和政府存在的理由就会被打破。
既要创造一个理性的诸夏，那就必须要从根源体系上解决，要符合理，而不是礼。
正是因为“生谓之性”，所以“天赋人权”才合理。
如果性本恶，那么人的解放就是错误的，所有的人就必须有一个严苛的法律在头顶压制，达到“化性起伪”的效果，才能够达到“利天下”。
也就是说，任何的解放，因为性本恶的存在，都是错误的。必须在头顶要有一个绝对权力的、睿智的、凌驾于人的本性之上的存在，规定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才行。
而只有“性如素丝”，或者说“生之谓性”的前提下，人追求自由、财富、利益、性生活、吃饱、穿暖等等这些，才是无所谓对错的、利天下的。
我想吃饭，不是对也不是错，就是人的本性。那么“性食色也”，我想干点啥那和想吃饭没有区别。我想得到利，那也和我想吃饭一样，是本性。
本性没有对错，错的是去追求这些本性之需的时候的做法，是否妨碍了别人。
若生之谓性，那么利天下的最终一步就必须要“最大程度的发挥每个人的天性和自由”，达到每个人都能满足自己的生之本性，才算是利天下。
墨家利天下的最终点，是“兼爱”，与“各尽所能、各行其喜”，这个终点又是“人的本性全部可以自由发挥出来的最终点”。
兼爱的逻辑性基础，不是圣徒之心，而是利己、是人性、是自私。
只不过墨子通过理性的推断，得出一个结论：利己的最终版本就是兼爱，人人爱自己爱别人便能得到百万倍的爱。
这个逻辑上是自洽的，儒家说墨家“兼爱”所以“无父”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讲抽象的逻辑，也难以理解抽象的逻辑。
所以墨子可以谈“影不徙”、可以谈“光沿直线传播”，可以谈“光学八法凹面镜凸面镜成像”，可以谈“标本杠杆的原理”、可以谈“斜面滑轮的重力分析”，而儒家不能理解。
是否行得通另说，逻辑上墨家由利己、爱己推出的兼爱是最利己、最爱己的，绝无逻辑错误。但是因为这个抽象的论证，导致难以被世人理解，往往曲解。
至于“各尽所能各行其喜”的逻辑性，是每个人把自己喜欢的事做好那也是天性。所以应该理性地创造一个这样的社会：一个可以使得每个人自由发展，各尽所能的社会。
这一切都是体系之内，从人性观到法律观到社会观，都是步调一致可以相互推断的，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学说构成的基础。
因而，犯罪的惩罚，在不同的诸子思潮中也就有着不同的解释，这场看似简单的制法同义会，也就变得充满了无形的硝烟。
如今西河学派对于刑罚的解释，大致就是因为人性本恶，所以要重刑，以此教化民众，使他们的行为趋于不恶。
这个解释也行得通，如果法律制定的正确，效果是有的。
但是墨家不能这么说。
墨家必须得说：犯罪是源于你伤害了别人的‘生之谓性’所推出的“天赋之权”的权利，由此才是犯罪。
墨家谈天志，在这个时代之下，人的本性就是天志，本性的张扬和发展、求利和发财种种这些，就是本性，就是天志。犯罪，不是因为天定下了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可以做的，而是因为违背了别人求利的权利，所以才是罪。
按照现在墨家的道义，杀人犯罪，不是因为天帝定下来了，不准杀人，而是因为人人平等之下，伤害了别人的生命权。人活着，是根本的权利，所以这是罪。
这是一个为什么杀人是错的问题，不是说因为杀人是错所以杀人是错，而是因为不利于“兼”人的利，所以才是错。
这些是墨家这一次众义会的根本原因，是从体系上完成泗上的整合，从制度、理论、道理上，形成一个体系的统一，不再是原本那种“因为这是对的所以这是对的，于是我要做”，而是要变成“从理论和理性上推出这是对的，所以我要做”。
在解决了法、人性观等基础之后，才能够讨论废除肉刑。
历史上，是汉文帝时代，才第一次正式废除了肉刑，而且留下了“缇萦上书”这个流传千古的典故。
但是，汉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