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从威望和实力来看，那一刻的魏国，已经无人能制得住握有重兵、功名卓著、可以出将入相的吴起。
没有一个人。
那一战若是继续用兵，武阳、方城一破，楚国长城防线崩溃，南阳平原俱在手中，楚国只能退守鄢郢。到时候还有王子定这个宣称，楚国又能如何？
可是，太子击不敢放任自己领着魏国的精兵，更不敢放任自己拿下楚国，入王子定。毕竟，他不是魏成子，不是文侯的弟弟、太子击的叔叔。
更可怕的，是在于他可以出将入相，可以治民、可以治军、可以决胜、可以改军制、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可以施政一方百姓信服，甚至可以主持筑城、主持改革……
这样的人，适合做相，但能够压住这样的相的君，非文侯莫属。
吴起自认已经为魏国付出了太多。
当年墨家守商丘的时候，吴起就在和太子击争，他觉得应该放任墨家守商丘，他相信墨家的守城能力，拖到楚国元气大伤的时候再出兵，让同样元气大伤的宋国依靠魏国，成为魏国的附庸。
当时，他不建议把楚国压迫的太狠，魏国需要一个楚国，来让韩国和魏国站在一起。
当年商丘一战，墨家俘获了楚王，要搞弭兵会的时候，吴起又立刻上书。
他希望中原弭兵，依靠墨家展现出的守城能力，在中原当搅屎棍，孤立秦国，把秦国当做西戎，不准秦国参与中原事务，逐渐压缩秦国的生存空间，以二十年的时间让秦国衰落，这样魏国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中原广阔，魏国可以随意纵横。
当这一切都没有成功，王子定奔魏的时候，吴起觉得若是自己为帅，总不至于攻不下牛阑邑，以至于为楚国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郑国驷子阳被杀后，吴起坚决反对魏国放任韩国蚕食郑国，以换取韩国支持的想法：若韩国不得郑，那就不过是宋、郑一样的国家，得了郑就可能与魏国相抗衡，从长远来看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当韩国的严仲子和侠累相争的时候，是他找人向严仲子推荐了聂政，因为他年轻的时候认识聂政，知道聂政的本事。韩侯新薨，侠累为新韩侯韩取的叔叔，若侠累被杀，韩国必定要乱上一阵，这就可以为魏国争取更多的时间，掌握主动权。
当墨家的新式武器、马镫、铜炮等开始出现的时候，是他先敏锐地发现了军制变革的曙光，确信车兵即将迎来夕阳，确信武卒制的改革会让魏国强大。
甚至于当文侯任命魏成子为相的时候，吴起也认可，毫无怨言：毕竟魏成子是太子击的叔叔，文侯其时已老，需要一个平稳的国度，来维系自己这些非公族的士和公族之间的冲突。
他不是政治白痴，他明白其中的关节，而不是只会打仗治国的“怪人”，能做到他这个地位，岂能不懂政治？
当他帅军在大梁城大胜楚人的时候，他觉得魏国的黄金时代即将来临。当文侯薨的消息传来，他确信文侯还信任他，因为文侯即便临死之前，依旧没有让他回军。以至于当太子击让他收兵返回的时候，他甚至想过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类的想法，力求一战解决掉楚国的问题，让楚国衰落二十年。
从楚国前线回来，他立刻上书太子击，或者说魏侯，希望维持楚国的衰落，遏制韩国，盯紧了韩国不要让韩国对郑国下手，不要贪图郑国的那些土地把郑国逼到楚国那边，更不要想着和韩国瓜分郑国……这样对魏国毫无好处，只会让韩国借机而起。
他的战略，依旧是压制韩国、削弱楚国、结好齐国、攻略秦国、防备赵国、扶持郑国。楚国已经虚弱了，二十年再无染指中原之力，王子定已经分裂了楚国。墨家已经在泗上站稳脚跟，搅动的泗上处在一种可怕的和平之中。
去岁齐国攻鲁，墨家即刻遵守了孟渚泽盟约，出兵助鲁守城，魏韩两国出兵，再败齐国，齐国暂时在西、南已经没有了扩展方向，只余西、北。
魏国现在的局面，在吴起看来，要么三年前就不要犹豫，彻底打垮楚国，再造一个楚国王权之乱，一如共王之后的五十年。
要么现在，就踢开韩国，不再需要韩国这个盟友的鼎力支持，更不要说默许韩国对郑国蚕食。此时应该拉拢郑国的一部分，扶植郑人，制造郑韩的仇恨，做调停者，从而从中原抽身，开始向西继续压缩秦国。
而这一切战略，都需要西河有更多的权力、更多的投入、更多的兵力，他这个西河守的权势也会越来越大。
于是，太子击弗许。
看上去，这是战略之争：继续向西？还是攻略中原？
实际上，却是君臣之争。文侯可以压的住吴起，可以信任吴起，太子击却不敢，也没有这样的气量。
天下都传闻他不孝、杀妻、贪婪、好色。
可他所有的赏赐，都分给了士卒，以求让士卒与之共进退，天下有这样贪婪的吗？那些人却指责他，说他这么做，只是为了立下更大的功勋，而立下更大的功勋，是为了以后更加容易贪婪。
面对这样的指责，吴起也不过淡淡一笑，想到墨家鞔之适的那番话：夏虫不可语冰。
虽是一笑，心中却抑郁难解。
案几上尚有残酒的味道，亲信仆人走来，小声道：“郡公，有鲁国旧友求见。未说名姓。”
吴起一怔，心说自己在鲁国哪有什么旧友？仇人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