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说,“我赞同大总统的意见。民主有内在的局限性,不是万灵药,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确实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增加行政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袖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
容闳说:“是的,民主还可能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数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有时民主的代价太高,甚至难以承受。然而,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而是某些政客的过错。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宋骁飞点点头,说:“但其实老百姓关心的,不是民主问题,而是吃饱饭穿暖衣的问题,中国的经济这几年突飞猛进,我刚洽了大总统令,免除一半的农村税负。现在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推进依法治国,搞好经济和民生,其实中国具有很好的法治传统,‘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观念根深蒂固。推行法治,根除,才是当前我们要做的。我们现在有了宪法,但还要推行宪政！依法治国。”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宋骁飞推荐在座的都读一读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宋骁飞表示,“这是世界公认的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一部经典之作。一场以‘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为原则的大革命,最后异化成断头台上血腥弥漫的人间梦靥,这值得在座的各位深思。中国搞民主改革,要彻底抛弃卢梭的‘文学化的政治思维’。”
容闳说:“大总统何来此言?”
宋骁飞回答说,法国1793年大革命的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革命者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用“自由”、“平等”、“博爱”等普遍性的理论,去取代统治当时社会复杂的传统习惯,这对“立德立言”的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这种“文学化的政治思维”,集大成者和典型代表,非卢梭莫属。他也是雅各宾派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的“精神导师”。卢梭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论科学与艺术》等著作中,将人类不平等的根源,追溯到财产私有制的产生和由此引起的妒忌,他认为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显然只带来道德的堕落,艺术和科学都源自懒惰和安逸。他把促进历史发展的社会分工,看成是违背自然法则的不平等。卢梭的抽象思维,忽略了显而易见的现实:除了在空想社会,“平等”都不可能等于“无差别”。他看不到平等在现实中,只能是法律上的“权利”,而不可能是“财产”;他看不到他提倡的“自由”和“平等”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但凡自由分工的社会,就会有理发师、掏粪工、餐厅服务员、老板、工人,最后人人平等只能是法律意义上的。
容闳的脸有点挂不住了,他自己也常常像卢梭那样,把自由平等挂在嘴边,说:“大总统说得有道理。”
宋骁飞说,我不是说不要自由和平等,自由和平等也是好东西,但我们要搞清楚它们的内涵。卢梭的思想,在脱离了旧制度的宗教、法律、习俗后,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成了“看来是”和“实际是”两个样子。这种空中楼阁一样的思想,成为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后,革命者的激情代替了理性,代替了自由,毁灭代替了博爱,大革命从“自然法则”彻底堕落成原始野蛮的暴力运动,最终,断头台上人头滚滚,共和国的土地上血流成河,也就无可避免了。当时法国的高级官员,盲目地接受这些“时髦的政治言辞”,结果,全体法国人都“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的自由平等社会,大革命才酿成了大悲剧。所以,我们这些当政者,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能盲目接受一些时髦的政治言辞。即便是“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我们也要坚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去“借鉴人类一切文明发展的成果”,一步一步走向民主文明富裕的强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