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不去管他们，此时去说反倒容易增加麻烦，等造好了北桥就容不得他们不同意。只要他们敢推诿，为父就舍得弄一座断桥出来，然后在桥头把两浙路所有官员的名字镌刻于上，告之天下百姓不是本王舍不得钱财，而是有人从中作梗！”
要不说洪涛坏呢，他根本就没打算与两浙路官员商量。咱是大宋一字并肩王，修个桥还得低三下四求人，做梦吧！你有权利我有钱，谁愿意背上千古骂名谁就来试试。
王七抱着图纸落荒而逃，滚去找沈括商量工程细节去了。和养父在一起待着是能学到很多意想不到的知识，但精神压力也有点大，他往往会把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聊成损人不利己的坏事，且沾沾自喜。
其实王七还是小瞧了他这位养父，如果他知道全部真相，立马就得去开封找皇帝投诉，没这么耍人玩的！
洪涛压根也没打算建桥，什么北桥南桥、什么吊桥对开、什么拦江筑坝，都是为了掩人耳目想出来的说辞，那张图纸也一样，全是假的。
王七想的很对，有这个钱不如在上下游弄几十个简易码头和上百艘渡船。此时没有铁路，更没有物流卡车和私家车，桥梁能解决的问题渡船全都能解决，成本还更低。只要数量足够多，桥梁就没任何优势。
但图纸上的每一个数据、建桥的每一个技术解决方案都是真的。洪涛确实勘察过很多次，甚至用海船的引水锤把瓜洲镇江段的水深测了好几遍，丰水期、枯水期、不丰不枯期的数据都有，也一并交给了王七。
这叫啥？这就叫专业做局。小舅舅当年曾经说过，编瞎话蒙人都是不入流的小伎俩，忽悠人的真谛在于连自己一起忽悠。
啥时候真把自己溶于这个局里，活生生的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并乐在其中时，才勉强够得上大骗子的光荣称号。
洪涛早就获得了大骗子的称号，这次他要挑战一下自己，光骗身边人没用，只骗敌人也不算本事，把身边人和敌人一起骗还不过瘾。
他要骗所有人，有关无关、近观远观旁观者谁也别想跑，都要进入自己的局中，还得承担各自的角色，活生生的把一个骗局演绎成现实。
这个念头不是临时起意，它源于第一次进入长江见到瓜洲岛和江中的小沙洲。当时自己确实想过能不能借助它们的便利建造一座跨江大桥，直接把江南和江北连起来。要是可行的话，索性就再在淮水上也架座桥，把整个南方和整个北方也连起来。
这样一来货物、人员南来北往就不用仅依托于一条拥挤的运河了，把原来的驿道修修补补，可以从北方边境一直连到南海之滨。再以运河和南北干道为中心向东西两个方向辐射支线，到时候是个什么局面呢？
产于两广的热带水果一旬之内就能通过陆路运输到开封上市；东海的海鲜也能在四五天之内摆上内陆大城市百姓的餐桌；北地的牛羊肉同样也能顺利南下，川蜀地区的特产由长江出川之后水陆并进，北上南下的时间也不会超过一旬。
南北大交换、东西互通有无的时代就会降临，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发展会起到决定性作用，没错，是决定性的。
这么大的好事儿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呢？洪涛觉得必须有。除了钱粮和时间上的限制之外，没有太多工程技术方面的难题。
古人能在山川之间修建长城，没理由不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更何况还有铵油药助力，比纯粹手工开凿容易百倍。
可是这么大的好事儿自己就该干吗？不尽然。交通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对商业发展来讲是决定性的没错，但不是唯一，它对统治阶级加强中央集权更是决定性的。
自秦以来，中国为啥总会出现地方性军事政变呢，原因只有一个，国土面积太大。受制于交通和通讯条件，中央政府无法随时掌握地方政权的变动，更无法随时调派兵力弹压。
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欧洲同行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选择，欧洲人是统治不了太大面积就退而求其次，干脆各过各的，不求大一统，顶多弄个联盟了事。
但中国统治者比欧洲同行执着的多，特别想一统九州，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得上！谁要是当了皇帝没把国土弄得老大就不会被后人称颂。他们才不管你民生、内政水平如何，国土不够大就是原罪！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中国统治者们只能绞尽脑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玩了命的加强中央集权。比如商鞅，他为了强化统治不惜把人民变成笨蛋、傻子和弱鸡。
再比如流官制，从汉代开始，为了避免地方和中央对抗，所有地方官员皆不能是本地人担任。到了东汉中后期此法更甚，不光不能在家乡为官，连老婆的家乡也不能去。最丧心病狂的时候法律规定两个官员不能在对方家乡为官，统称为三互法。
后世各朝代基本也延续了三互法的基本思想，朱元璋甚至玩过一段时间南人官北，北人官南，能离家乡多远就多远。
可惜这么折腾了半天，也没让老朱家躲过地方起义，可见流官制不是决定因素，制度不灵，官员全让外星人当也是枉然。
不过老朱肯定培养了不少双语人才，至少得听得懂本地话，否则一个出生在河北唐山的官员去了四川咋审案呢，总不能再配上个翻译吧。
这种制度改来改去也是万变不离其宗，有没有作用呢？确实有，古代政治家也不是傻子，没用的政策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