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另一方面，对于新兴势力的栽培才是真正要命的，平民，稍微有点温饱之家的人，为什么有了点钱，就赶紧送孩子去读私塾？还不是看准了这里面的巨大回报？直接从平民变成士人的阶级跨越？如果打破这种循环，那就提供一种回报率更大的玩法给大家啊。
谁都知道，这个时代确确实实存在，穷小子一朝发达事情，那么重点就是，如何让这些新兴贵族，团结在长老们身边，作为他们的基本盘出现。
如果说我大清有什么先进的地方的话，那无非就是厘金制度了。
这大体就是一种过关税，在商路通行的关口，收取“象征性”的1的税收，捐厘推行之初，因议定用兵各省得由地方督抚自行掌握，酌量抽厘，各省厘金制度“各自为政”，以至后人称厘金是无法度可守的税制，并成为地方督抚擅专的经济基础。
这其中当然是有着可怕的腐败，首先是，虽然名义上1的税收少的很，但你架不住关口多啊，连续几十个关口过去，成本翻倍简直分分钟，同时对于估价权限，掌握在收税的税吏手里，他们有着“酒精考验”的经济学知识，说你的东西价值一块钱，还是价值一万块，都是他们那张嘴了，那么从中捞钱也是很简单的。
这几乎比后世的高速费还要过分，高速费好歹还是明码标价，同时高速的建立本身就提升了效率，使得原本只能烂成黑色食品的水果可以运进城市，不想交高速费还不容易，自己绕道呗。
不过，厘金制度，创造了一个奇迹或者说利益链条：对督抚们来说，剿灭太平天国再也不是他们应付差使的举动，而是他们的地盘的扩张，税金的增加，乃至于下面的那些税卡，到吃这些厘金的壮丁，全都变成赤果果的体制拥护者。
对于我大清督抚们来说，这就是从，朝廷让我做，变成了，我要做！
当然，恶果也很显然，地方各自为政，厘金的征收，清廷中央没有制定统一的税制，由各省自定税则，任意征收，收入除以一定数额报效中央外，很大一部分由地方当局自由处置，表现出封建地方割据性，地方所得的厘金税收，不列作正式收入，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地方官吏假公肥私，变相中饱。
但是，我大清好歹可以把这个厘金制度建立起来，相对应的，督抚们还算是把起码一半的厘金收入用在了养兵上面，另一半下腰拿走，如果是在我大明，这钱未必收的上来，甚至厘金收了，一分钱到不了上面手里的事情，也不是不可能。
包公公也没有做什么，无非是后世中国经常性的对洋鬼子的做法，订单采购而已。
这些具体的数目自然不在包公公的关心下，他只不过是顺路来办事的，当然了，推销简单便利的机器也是他们的目的之一，不过为了不要显得太过急切，包公公这是过来牵头的。
广州的商业氛围是这个时代中国最浓厚的，还是跟国际接轨使然，这里的商业不是中国最发达的，但却是最活跃的，而且常年跟洋鬼子接触下，许多商人是了解一些欧洲的情况，虽然这个时代欧洲人也落魄一些，但对于海外的兴趣，广东还是不错的。
同样的，比起浙江江苏，广东对于共和通宝的接受度也很强。
作为保值，而又铸造精美的货币，第一时间就被进行了流通。
老百姓使用制钱，官府收税却是收白银，老百姓在交税的时候，需要将制钱换成白银。这就造成了一个普遍的市场，支撑起了数量庞大的钱庄产业。
但其中白银的损耗，以及各种开支，基本上最后都算在了老百姓头上。
不过，卖给广东方面军火的提议，还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广东一直有着非常严重的海上危机，无论是海盗，还是西方人。
其实就在此时的十年前，当时叶国泰尚未到达广东上任。
当时东方贸易掌握在海上马车夫荷兰人手里，台湾都还是荷兰人的殖民地呢，还没有被郑芝龙拿下，那年，为了打破荷兰的垄断，英王查理一世任命威德尔上尉为指挥官，率领6艘船舰前来中国。
威德尔在澳门被葡萄牙总督拒绝之后，决定启程直接前往广州。到达虎门亚娘鞋停泊，驻守虎门炮台的明军鸣炮示警。威德尔马上下令扯下圣佐治贸易旗，升起英国国王的军旗，随即指挥船队炮轰虎门炮台。攻上炮台后，英军扯下明军旗帜，挂上英王旗帜，并拆下了三十五门大炮，作为战利品搬到船上。
之后发生的事情出人所料，按照一般的逻辑，你都打了人家，还攻占了人家的炮台，拆了人家的大炮，基本上这生意也就黄了。可英国人不是，葡萄牙人居中说和，他们将大炮还给了广州地方政府，接着就派了两个人去广州要求贸易。
可是他们的船不顾广州官府的警告，一路深入广州内河，这可是携带重型武装的军舰，而且一路上抢掠中国渔船、商船，夺取了物资还打算去广州变卖，种种行径激起了广州官府的愤怒，派船驱逐走了英国军舰，当时明朝的船舶技术跟西方差距还不大，明军的火器装备水平也比清军要高，发射的火箭和火炮让英国人不得不退出了广州内河。
这就是这个时代，英国国王亲自派出来的“使者”的真面目，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