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军事历史>大唐官>19.经界法真义

不过高岳在兴元府显然会有更大的动作。

他刚刚自西川南部凯旋,就将府中各县的县令召集到了护国寺中来,说有要事商议。

各位县令坐在席上,吃着寺庙里的斋饭,明玄法师让弟子们用红陶碗盛着满满当当的粳米饭,内里泛着微微的红色,冒着白亮亮的香气,接着便是碧绿的菜葵,浇上些食醋,再拌些腌制的蒜,切得细细碎碎的,铺在菜葵四周,绿白交映。

高岳用食箸夹起一团团饭来,就着菜葵和蒜米,口齿里爽滑鲜脆,周围的县令们也摇动着箸,堂内全是咀嚼的清脆响动。

直到箸刮着吃食所剩无几的碗面,嚓嚓地后,高岳将碗搁在食盘上,用手指稍微摸了下嘴唇,宣布自己的想法,“本尹准备在兴元府南郑、城固两县,试行经界法。”

此言一出,数位县令都有些惊讶,但南郑县令韦执谊和城固县令李桀的表情却比较冷静,想来高岳提前就给他俩“吹风”过了。

其中韦执谊因历年兴元府县令考课之最,马上即将回朝廷内为员外郎了。

这件事是他在次赤县南郑县令任上,所接受高岳最后件委托。

好胜的韦执谊当然不会虎头蛇尾。

而李桀是高岳最喜欢的师弟,他因黄文语导致的人夫逃亡案件,现在还有些抬不起头来,这次城固县率先推行新法,他也是义不容辞,迫切需要做出些政绩来,证明自己。

接着高岳站起来,皱着眉头说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当年的井田即是如此,而今的私田更应如此,天下自推行两税法来,赋税的原则是计资(资,房屋、田产等私人财产)定税,而不再是以人丁为本,故而我欲行‘经界之法’,弄清楚各门各户实有田地的情况,履亩纳税,均摊差役,以为根本。能使富者保其业,贫者苏其生。”

褒城县县令解善集和勉县县令黄顺,及金牛县新来的县令柳传宗,都互相望望。

高岳此举,是对杨炎昔日两税法的修正案,而更是要增强国家政府对安史之乱后各地崛起的形势户的控制,充实税收。

所谓的形势户,说白了就是各州各县的“土豪层”,中唐以来政府对人身的控制转弱,两税法便是这种权力衰弱后妥协的产物——夏秋两税,各地不分土著和客户,都要“据地出税”,由此一批先富起来的人户,比如先前被杖杀的黄文语那样,靠最早积累起来的粮食,捐赠一笔助军,换取个县廨佐史的流外官,然后上下其手,实际控制了县乡级别的赋税、差役,把持了衙门,朝廷委派的县令不依靠他们是做不了事的,也就是俗话里说的“强龙难压地头蛇”,然后这群人再依仗在地方上的权势,串通起来,舞文交易,逃避差役,转嫁赋税,这些伎俩高岳因浸润军队里多年,都是熟悉的(和军队里吃空饷、挂虚籍相似的套路),他深知形势户崛起是时代的必然,但任由其自肥壮大,却对国家极为有害——这群形势户,手里的产业越来越大,但国家所能征收到的赋税却越来越少,社会的贫富差距也会越来越触目惊心(宋朝的问题,在于官户或者叫衣冠户,代表中央皇权和地方形势户斗争,这种斗争虽然激烈,但好歹还保证了南宋苟了一百多年;而明朝后期,官和形势户则干脆勾连融合在一起,结局大家都看到了),最后国家所能掌握的资源一旦消耗殆尽,不外乎三个结局:

贫户活不下去,爆发农民起义,国家亡;

外族趁着国家颓废无力时发动入侵,国家亡;

国家索性下放权力给地方,让他们放手动员“形势户”,对外抵御外族,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国家是保住,可却催生藩镇军阀,或者大权臣,最终国家还是苟了段时间后,亡。

现在的唐朝,高岳知道,走的正是最后条道路。

于是高岳朗声说了如今经界不正的三大危害:“因安史作乱,各地州县版籍多亡于战火。豪猾人户冒名佃耕,不纳租税,又将田赋转嫁到荒地当中,使国家岁计锐减,此一害也;国家推行两税,原本每亩所规定的斛斗米并不多,目的是废除苛捐杂税,希望百姓得到实惠,可现在县乡被胥吏、奸豪把持,欺上瞒下,使地多的税少,地少的税多,下户贫户生计日绌,此二害也;版籍不存,奸猾舞弊,国家又连年用兵,开支浩繁,如此下去两税的公信力日益下跌,最明显的就是田产间的诉讼不断,如长久得不到公正仲裁,那么马上就不再是诉讼所能解决的了.....下户贫户存活不下去,必然铤而走险,聚啸为盗匪,攻打官府,颠覆国家,此三害也。.”

随即高岳指着席位上若有所思的李桀,“伟长,你说要是一个县到了第三害的地步时,你身为个县令,有什么办法,靠什么力量能把这长久以来的积弊,一朝厚积薄发,所形成的浩劫给解决好?”

这话一出,不光是李桀,其他县令也无不悚然,汗流浃背。

李桀这时说了句:“太宗皇帝曾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在场的人都在点头。

“一个县很容易弥漫到一个州,然后便是一道,最终是整个国家陷于痼疾,变乱顿起。到时候天翻地覆,谁又管你的手是不是持玉笏的手,谁又管你的唇是不是食膏粱的唇?全是玉石俱焚的下场,这个国要么复兴,要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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