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军事历史>大唐官>3.真言夹棍棒

原本在唐朝想要成为“不课口“(户)是有标准的:九品以上官员可以,二十岁以下的男子可以,老、废、妻妾也可以,部曲奴婢也可以,还有就是僧、道也享受不课待遇。可随着时间推移,“不课户”越来越泛滥,那些达官贵人本身就不用课税,然后他们再利用权力,通过让亲属子弟虚报年龄、假冒残疾等手段,逍遥于税法外。再加上许多农民为了逃避租庸调,也开始抛田卖身投靠豪门大户,成为部曲奴婢,这样“不课户”的数量越来越庞大,而“课户”数量自然不断缩减,而朝廷又不甘心税基和税收减少,便如杨炎所言,还拿着户部司过时的“旧书空文”,不问人口的新生老死,也不管田亩的兼并移转,贫富的变化,统统一刀切,将“不课户”的税负转嫁到“课户”头上,导致恶性循环:原本还缴税的课户忍受不了,大量逃亡脱籍,成为所谓的“浮客户”或“权寄住户”。

武则天时代这种情况就很严重,唐朝的均田制及建立在此种田制上的“租庸调”税制,实则和唐朝的府兵制相同,在立朝后不久就开始崩坏。

到了所谓的开元天宝盛世,这种崩坏趋势越来越触目惊心,一面是实际户口的不断孳生,一面却是“课户”的大量锐减消失。天宝十四年,按后来杜佑的估算,全国实际应是一千三百到四百万户,然而登记在籍的只有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零九户,也就是说有五百万户都是脱籍、不在籍的“浮客户”,就算是在籍的这近九百万户里,“不课户”居然占了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零一户,占了在籍户的百分之四十。如果按照丁口算更加让人惊骇:全国在籍的人数是五千二百九十一万,其中不课口居然有四千四百七十万,占据百分之八十四!

这时杨炎朗声将如此的恶果说出来:“富人多丁者,全都当官、为僧、入学、求道,以逃避色役诸税;而贫者无计可施,田产全无,却还余下‘丁身’,赋税不改,甚至加重。这就是‘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如此天下残瘁,贫者争相逃荡,成为浮客,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

和杨炎同时代的独孤及,虽然政见和杨不合,但他的文章里所提到的大历年间舒州情况(当时独孤及在此当刺史)便是如此:舒州虽然地著百姓加外来的浮客共有三万三千户,但真的能“应差科”(缴税服役)的只有三千五百户,剩下二万九千五百户,不是“不课户”,就是脱籍的“浮客户”,不缴一文钱的赋税。而每年舒州林林总总要承担的三十一万贯的税,全都压在那三千五百户头上,上等户(大历四年,已将天下户分为九等)一年要缴千贯的税,中下等要缴五六百贯的税,哪怕是最次的九等户,也要负担四五十贯。独孤及痛心地说:“以此人焉得不日困?事焉得不日蹙?其中尤不胜其任者,焉得不襁负而逃?若以已困之人,已竭之力,杼轴不已,恐州将不存。”

“恐州将不存”,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再不改变,怕是连国家州一级的行政单位都维持不下去。

而刘晏先前之所以能挽救这种倾颓局面,除去适当改革原本的税法外,最关键的就是开漕运、征盐利,这样才保住了大唐的性命。

听到杨炎的陈词,李适果然十分触动,他仰面重重叹口气,于是杨炎便继续说下去,他认为开天年间尚且如此,而今安史之乱后,问题就更加严重:“至德后,天下兵起,因以饥疠,百役并作,人户凋耗,版图空虚。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使;四方征镇,又自给于节度、都团练使。赋敛之司数四,莫相统摄,纲目大坏。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巧吏,因得旁缘,公托进献,私为赃盗者,动万万计。河南、山东、荆襄、剑南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有休息。”

杨炎这番话说得是慷慨激昂,再加上他嗓音洪亮、仪表堂堂,便更有感染力。

可旁边的刘晏一听,就知道杨炎这番话里“七分真意夹着三分致命性私货”。

杨炎说而今许多人户,这些人户所产生的人力、税金资源,都被各地割据半割据的方镇所占有,朝廷直接的户口税基更加凋零,这点倒是没错;杨炎所言、各地节度使、都团练使根本不想将所管地的租庸调交纳给中央,这也没错;杨炎又说,“赋敛之司数四,莫相统摄”,“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即肃代二朝皇帝为了摊派巨额的军费、百官俸禄、大臣赏赐及宫廷支出,不断施加名目繁多的税收给民间(比如永泰年间,元结去道州当刺史,刚刚下车,就先后接到二百封催征赋税的符牒),又不断向方镇索取进献,而这进献最终还是被方镇节帅砸在百姓头上,这也没有什么错误。

可杨炎却顺带一棍,提到“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使”,这就很耐人寻味了,合着他真的如高岳所预料的,开始在滔滔不绝中将责任推到“度支、转运使”头上了!

要知道,度支、转运二使主要是抓东西方的盐利,这些税收在整个肃、代二朝都是稳步增加的,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超越“租庸调”,成为真正的统一税,因为不管贫富还是课户不课户都要吃盐。第五琦初征盐利时,收入不过数十万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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