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凤山县的清军来说，这段时间他们一直处于夹缝之中，压力颇大。
当左营把总高鹏来报告说左营被海寇攻陷之后，出于推卸责任的目的，凤山县的官员马上就向台湾府上报了这件事，可是之后的展，并不像他们想象中那样，将责任和压力推卸到了上面，反而被上面给压了下来。
台湾知府对此十分重视，因为台湾这几年实在是不太平，林爽文叛乱的事情生还没几年，陈庄周这样的小股天地会叛乱接连不断，为了防止出现林爽文那样波及全台湾的叛乱，台湾知府严令凤山县立刻反攻左营。
结果凤山县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应付上面的压力，最终出动了近千人围攻左营，为了抽调这些人，他们不但大量抽走了凤山县的守备力量，从各个汛地也抽调了不少人马。
即便拥有绝对的兵力优势，可他们还是没有动强攻，一来高鹏回报的夷人战斗力极为强悍，凤山县的守备、参将等武将不愿意强攻，二来打仗对他们而言并不仅仅是一项高风险的行动，而且也有丰厚的回报，开拔有开拔费，打仗有双薪，这些好处当然不可能都落到小兵的腰包里，绝大多数其实是军官的福利，因此他们更愿意围而不打，拖的越久，的财就越大。
真正急于拿下左营的，其实只有一个凤山县令而已，这个文官当然也能从战争中捞取好处，可是收回左营的功劳他更看重，结果他就被一群不太愿意拼命又很想财的武将给孤立了，天天收到的都是夷人凶悍，战之难胜，以及催要粮饷的文书。
打仗就要花钱，这一点县令自然知道，打仗同时也是捞钱的好时候，他更是知道。所以县令这些日子也拼命筹措粮饷，满清的财政十分不健全，他不可能得到从上面拨付的粮饷，按照惯例只能从当地临时筹措，也就是加派捐税，捐是一种临时的税收，不属于朝廷正税，没有一定的额度，可操作空间大。
结果加收捐税引起了很大的民怨，城里的商人们不高兴，乡下的地主也不高兴，可比这些人更不高兴的则是普通民众，因为社会压力总是会向下传导的，商人们要缴纳捐税，就会让自己的雇工们承担，至少是承担一部分，所以城市雇工的收入大大减小，地主则更是直接的向佃户加租，佃户们本就艰辛的生活立刻陷入困顿，波及的人群还不仅仅是这些人，几乎所有的城市居民都受到了波及，因为他们现，随着战争的生，城市的物价大肆抬高，老百姓谩骂商人囤积居奇，官府却因为商人们缴纳了捐税而无法对商人动手，另外也是拿了商人的好处，而不愿意动手。
结果大部分压力，其实是被社会底层承受了，而社会底层正是天地会生存的土壤。此时只要有人站出来领头，大量生活陷入困境的百姓，是会在一股怨气之下冲昏头脑，跟着起来反抗的。
这些情况都被凤山县的天地会成员传播了出去，远在彰化躲避的陈周全听到消息，马上认识到自己起义的机会来了，马上带领了几十个骨干，装扮成行商模样南下凤山，最终成功动了起义，占领了凤山县。
凤山县失陷，县令自杀，在莲池潭一带带兵的凤山参将立刻就将军中戴罪立功的把总高鹏抓了起来，而且当夜高鹏就死在了军中，传言是他畏罪自杀。显然高鹏成了一个替罪羊，所有的责任肯定会被他那些上司推到他头上，那些上司都拿过高鹏的钱，所以高鹏必须死。
县城失陷之后，其实这些参将、千总之类的高级军官也开始恐慌了，他们知道事情闹大了，丢失县城，死了一个命官，这已经不是一个把总能扛起来的罪责了，他们中有多少人要掉脑袋，有多少人要流放，都说不好呢。
所以他们除了第一时间抓高鹏之外，还一起密商对策。最终决定，一边立刻反攻县城，于是马上从莲池潭撤军，返回县城；一边紧急向府衙求救，自己能收复凤山县城当然更好，如果收复不了就得指望知府的精锐标兵前来救援。
另外为了降低自己的罪责，他们跟之前的左营把总高鹏一样，拼命夸大敌人的实力。将攻占左营的红毛海盗夸大为五千人众，将攻占凤山县城的天地会兵力更是夸大到了数万人。
他们的告警文书通过驿站的快马送到台湾府后，台湾府会不会选择出动精锐的巡抚标兵还不知道，但远水解不了近渴，他们的救急文书还没送到，他们也还没有成功反攻凤山县，左营的红毛海盗却出动了。
清军明白这个情况之后，立刻选择继续猛攻凤山县城，如果能在红毛海盗赶到之前，打下凤山县城，然后依托县城防御，还有机会等到府城的援军，如果一边打不下县城，一边背后遭到红毛海盗的突袭，两面夹攻之下，所有的武将都认为不可战胜。
选择全力进攻凤山县城，而不是先击破红毛海盗，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已经跟红毛交过手了，虽然他们没有主动攻击过红毛海寇，可是红毛海寇却两次主动进攻清军，并且轻松的打下了他们守卫的半屏山和打鼓山，逃回去的清军士兵无不是对红毛海寇的战斗力恐惧无比；同时去年他们就跟天地会的陈周全打过一仗，陈周全攻打县衙没打下来，攻打石井汛也没有打下来，两相对比，他们认为天地会的战斗力不值一提，如果他们全军压上，是可以轻松夺回凤山县的。
红毛海寇出兵的第一天天黑之前，清军的探马就回报了情况，第二天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