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军兵制，厢军构成复杂，兵丁往往拖家带口。
赵立带着三万兵马到楚州，实际上其中大部分是家眷，能战之兵不过五千。
最初之时，江淮宣抚使杜充避战畏敌，根本没有给赵立任何支援。随后江南之战开始，皇帝流亡在外，一团纷乱，就更没人顾得上楚州。
饶是如此，赵立从始至终都不曾有过半句怨言，始终坚定不移地恪尽职守，守卫楚州。
挞懒围城日久，发动过太多次进攻，亦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攻城手段，但都被赵立一一化解。
并不是赵立如何足智多谋，主要还是凭着一股坚韧的心劲，坚决抵抗。每战都身先士卒，即便被箭镞穿透了脸颊，口不能言，依旧靠着手势指挥作战，从无退缩懈怠。
更为难得的是，在赵立的鼓舞与感染下，城中军民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抵抗十分坚决。
期间金军也曾多次招降，并允诺高位厚赏，但赵立始终不为所动，并斩杀金使以明志，誓死守卫楚州，怡然无惧。
但是今天，看到兀术的大旗出现在楚州城南，赵立的心情陡然沉重起来，开始有些不安。
挞懒与兀术南北夹击，敌军兵力陡然间多了一倍不说，更要命的是粮草问题。楚州被围困日久，城中粮草已经捉襟见肘。
随着江南之战的结束，朝廷尚可从水路为楚州运送些许粮草补给，但随着兀术的到来，粮道将彻底被截断。
楚州，彻底成为一座孤城。
无可奈何，赵立只得向临安朝廷发去紧急求援文书，希冀着有援兵到来，否则只能力战报国，与城偕亡。
……
赵立的求援文书，临安自然收到了。
救援是必须的。
尽管很多人觉得楚州孤悬江北，已经没有救得价值；或是认为眼下应该收紧兵力，保护好江南即可。
但事不关己之前，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表示不救楚州，守土保国，北伐复土，这是如今大宋的政治正确，绝对不能公然反对。
何况若不救楚州，岂非寒了忠臣义勇之心？江北百姓又将如何看待大宋朝廷？民心向背是个原则性的大问题。
更重要的是枢密院的态度，签判枢密院事的赵鼎是个明白人。他在朝堂上力主驰援楚州，并提出了收复淮南的战略。
理由便是，若无淮南，江南全无屏障，时时暴露于金军铁蹄之下，大宋将不得不时时枕戈待旦，永无宁日。
且只有夺回淮南，才有可能以此为根基，将来北伐收复失地，否则滚滚长江也可以成为金国的天险。
总而言之，夺回淮南，进可攻退可守，大宋便可掌握战略主动，十分必要。
赵鼎还列举了当年南唐旧事为例，自从丢了淮南十四州，盛极一时的南唐就开始走下坡路，不得不向汴梁称臣。
后来远见卓识的林仁肇也曾提出过收复淮南，本是南唐自救中兴的唯一良策，结果被李煜个糊涂蛋否定，以至于最终亡国。
前车之鉴最为生动，赵构当然不愿意做李煜那等昏君，自然表示赞同。皇帝应允，且是政治正确，满朝文武自然也不反对。
然而轮到调兵遣将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
枢密院最初调派的将领是张俊，上次江南之战他因随行护驾，并未参加，而今负责临安驻军防御。
接到枢密院的调令，张俊却迟疑了，声称挞懒与兀术联手，兵锋不可当，救楚州不过是“徒手搏虎，并亡无益”。
最初朝堂讨论的时候不反对，这时候却理由十足地拒绝，难免有畏敌避战的嫌疑。
代理枢密使赵鼎自然不乐意，为此与张俊争议再三，最终上奏说：“若俊惮行，臣愿与之偕。”
然而即便是被赵鼎将了军，张俊仍旧推辞不往，理由是近来临安潜藏金贼刺客细作，城防压力甚大，他需要留下来保证“京畿”安稳与天子安全。
理由虽然牵强，但因为先前护驾过程中，与朝中诸多伴驾文官关系处的不错，自然也人帮他说话。加之护驾之功，赵构只好睁只眼闭只眼，最终不了了之。
宋廷只好改派检校太尉刘光世负责救援事宜，他而今驻守镇江，距离楚州前线最近，调遣兵马，运送粮草最为方便。
同时为了方便作战，朝廷甚至把驻守建康的岳飞所部，海州郭仲威、淮阳军镇抚使李彦先等部，也都划归刘光世节制，统一调遣。
在时时提防武将权柄过大的宋朝，赵构能做到这一步，着实难能可贵，算是最大程度的支持了。
然而刘光世最初的态度与张俊有些类似，也是不愿意去。
毕竟此番作战不同于先前在江南，上次是在自家门口，有“主场优势”，且是生死存亡之战，没有选择。
但这一遭，楚州沦陷与否对江南也没有切肤之痛。何况是率部北上，深入金军地盘，情况完全不同。
那里可是有挞懒与兀术两路大军，十余万精锐以逸待劳，孤军前往，如何能是人家的对手呢？
江南之战虽然胜利，但那时占了水战之利，兀术亦有些轻敌，还有很大的运气成分。而今“劳师远征”楚州，与金兵正面交战，情形恐怕完全不同。
尤其是在湖州与兀术交过手后，刘光世见识到了金军的厉害，时至今日想起当时场面仍旧心有余悸，所以难免畏首畏尾。
然而岁有推辞，但还是拒绝不得，数日之内，刘光世先后接到金字牌递来的五道皇帝手诏，十九道枢密院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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