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这番对话或与之相似的对话在最近几年内中国各地方政府里经常出现：
“县长，省政府财政局的拨款已经批下来了，过两天就全部送到。”
“哎呀，太好了！谢天谢地！终于批下来了！多少？有五十万吗？”
“整整五百万！”
“五百万？怎么这么多？省里从来没有给过咱们这么多拨款！这简直就是破天荒啊！省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了？又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钱了？”
“听说，这笔拨款一部分是中央给的，一部分是省里给的，还有一部分是二公子给的，至于怎么用，上头直接给了具体指标。咱们县共有三十多万人，上头根据咱们县的人口基数，要求我们县在一年之内修建完成五座总和可容纳一万名学生的小学、三座总和可容纳八千名学生的中学、四座可满足全县需求的医院、两座总和可容纳一千五百人的敬老院、三座总和可容纳两千人的儿童福利院{用来安置孤儿的孤儿院以及用来安置父母被剥夺孩子抚养权和监护权的孩子的托儿所}，以上机构建成后，人员、设备、运转资金等方面都会由省里提供，后期维持会交给本县，同时，二公子那边还会派人进行突击检查和暗访，一旦发现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敷衍了事、吃拿卡要、损公肥私、服务恶劣等情况，所有涉案人员一律严惩不贷，特别是县长您本人，会第一个坐牢，搞不好还会在全县老百姓面前挨鞭子。”
“啥？我为什么要坐牢挨鞭子？”
“文件上是这样说的，县里出事，县长如果知情，既然知情却不视若无睹，是典型的玩忽职守、消极懒政，如果不知情，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真的不知情，那就是尸位素餐、昏庸无能，二是知情却装作不知情，那就是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因此，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县长您都百分之百难辞其咎，都会受到处罚。”
“我的天！这么严？行行行，赶紧着手，赶紧动工！我要亲自监督！”
“对了，县长，二公子那边还额外又拨款给我们县五十万元，要求我们修建三座总和可容纳一万人的..”
“啥？”
“监狱。”
“监…监狱？还是可容纳一万人的监狱？”
“是的。”
后世有这么两组有趣的数据：中国人口约13.67亿，美国人口约3.23亿；中国监狱里犯人总数约200万{世界第二}，美国监狱里犯人总数约230万{世界第一}。数据一目了然，中国人口数量远远地超过美国，但中国在监人数却少于美国，不仅如此，两国人口基数不同，若把在监人数除以人口总数，中国是约0.15，美国是约0.7，一千个中国人里有一个半坐牢，一千个美国人里则有七个坐牢，差距如此之大，看上去美国的治安比中国要恶劣得多，美国人也比中国人“更爱犯罪”。但是，事实真是如此？美国人的“坐牢率”之所以大大地超过中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美国的法律更加严厉。中国人必须承认自身不足之处，才能见贤思齐、不断进步，其中一个不足之处就是中国的法律不够完善，中国的执法者不够严正，很多事情都采取“和稀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策，比如寻衅滋事、校园欺凌、碰瓷、家暴、诽谤、恶意炒作、敲诈勒索、诈骗乞讨、偷窃等看似“不大的犯罪行为”，大多采取不痛不痒的批评教育或者拘留几天、罚款几百块的措施，可实际上，这些“不大的犯罪行为”放在美国都是要坐牢的，以至于美国人坐牢多、中国人坐牢少，美国人坐牢比例大、中国人坐牢比例小。中国监狱里人少是因为太多太多的放在美国足以锒铛入狱的人却在监狱外逍遥自在。法律第一需要公正，第二需要全面，第三需要严格，虽然法律是不可能做到绝对公正、绝对全面、绝对严格，但法律可以在人为努力下无限地接近绝对公正、绝对全面、绝对严格。
蒋纬国斥以巨资在全国各地修建了数量比学校、医院只多不少的监狱，是为了有足够关押犯人的地方，因为根据他的“严打命令”，会有多得不计其数的人锒铛入狱。后世邓公之所以狠下决心严打，是因为当时中国正处于十年动乱后“冬去春未来”的混乱时期，全国各地孳生了大量的犯罪分子，严重地破坏了社会治安，危害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而眼下，中国的社会治安情况同样刻不容缓，从清末开始，中国就动荡不安、时局混乱，满清覆灭后，中国仍然动荡混乱不安，又是没完没了的军阀混战又是雪上加霜的外敌入侵，加上教育普及无从谈起，十个中国人有九个半是文盲，广大民众法律意识极为淡薄，思想愚昧、民智蒙昧，使得此时中国的社会治安情况极度严峻，动用重典厉法进行“全国性严打”已经是刻不容缓。
因为蒋纬国发动的这场雷霆万钧的“严打”，全国各地的监狱纷纷在短时间内人满为患，司法部门里的档案卷宗堆积成山，警察们抓人抓得疲于奔命，司法人员们审案审得分身乏术。满大街杀气腾腾、虎视眈眈、盯着人群的文明纠察队员和抓人抓得手软的警察一起构成此时中国的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蒋纬国做事向来都是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并且我行我素、杀伐果决，全国五亿人只有蒋介石的话让他不敢不听，除此之外，任何人对他的批评、指责、抨击、反对、攻讦都让他置若罔闻、不为所动，“即便身处风口浪尖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