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山本五十六前，蒋纬国在听取着上一年的全国经济建设汇报。此时是1942年3月，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去年也就是1941年的全国经济建设成果的各方面数据已经被统计整顿出来了，蒋纬国对此十分重视，所以在统计报告刚刚出来后，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结果。说起来，蒋纬国堪称此时中国的“经济建设总设计师、总规划师、总建设师”，他对自己的努力结果自然是最关心的，更何况，中国眼下处于“天下大变”的二战时期，想要趁势复兴，必须要打仗，想要打仗，必须要有本钱，即国力。前线的捷报，后方的建设成果，缺一不可。
向蒋纬国作汇报的是“太子党”十兄弟里的老二于望德、老四汪文婴以及老六居伯强。蒋纬国和他的九个兄弟此时都在政府各个重要部门里任职，老大蒋经国在党部，老二于望德在经济部（原实业部，相当于后世的发改委），老三戴安国在海外部，老四汪文婴在财政部，老五孙治平在工业部，老六居伯强在军工部，老七孙治强在交通部，老八蒋纬国在军委会，老九金定国在军政部，老十张继正在外交部。兄弟十人的职务级别都不是很高，比如蒋纬国，他只是军委会武汉行营主任，但兄弟十人的实际地位和实权都很高，掌握着所在部门的要害，这自然是因为蒋纬国的原因，他的九个兄弟相当于他安排在政府部门里的“监督者”，个个都是“钦差大臣”，谁也不敢动、谁也不敢惹，蒋纬国也最信任他们，别人有可能对他撒谎，但他的兄弟绝不可能对他搞阳奉阴违的手段，他的九个兄弟跟他一样，两袖清风、一心为国。
“二哥、四哥、六哥，辛苦了！”蒋纬国喜笑颜开地在办公室里招呼着于望德、汪文婴、居伯强，“你们快请坐，来，喝茶。”他忙不迭地逐一给三个兄长倒茶。
“纬国，都是自家兄弟，干嘛这么客气？”于望德笑呵呵地道。
“二哥，你说得对，咱们都是自家兄弟，我跟你们客气啥？我是真心诚意地感谢你们，我嘛，负责在前线打仗，你们嘛，负责在后方搞建设、搞发展，没有你们，我是独木难支啊！三位兄长，真的谢谢你们，我这个做弟弟的给三位兄长倒茶，应该的嘛！”蒋纬国嘻嘻笑道。
汪文婴笑道：“二哥，你别看纬国在外面多么威风凛凛，在家里啊，他就是咱们的八弟。好啦，纬国，你很忙，我们也很忙，咱们父辈那套官场上的繁文缛节就算了吧，我们都不感兴趣，开门见山吧，就别浪费时间了。”他打开随身带的一份厚得像砖头的文件，于望德和居伯强也纷纷从公文包里取出文件资料。
“四哥，还有二哥、六哥，把你们的那些报告都给我收起来。”蒋纬国笑起来，“我最讨厌的就是裹脚布一样的政府报告，啰里啰嗦、废话连篇。我就问一些最关键的数据，我问，你们告诉我，就这么简单，行吗？”
汪文婴无奈地把文件放回公文包里：“行，你问吧，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反正那些关键数据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二哥和六弟肯定也一样。”
蒋纬国点点头：“四哥你在财政部，总揽全局嘛，你先告诉我，咱们国家去年（1dp是多少？”
汪文婴咧嘴一笑：“差不多是220多亿美元。”
蒋纬国大喜过望、惊喜至极：“我靠！两百二十多亿美元？我记得前年（1940年）只有一百来亿啊！怎么一下子翻了一倍多？你没统计错吧？”
汪文婴得意不已：“废话！第一，你的军队打赢了苏联战争，掠夺到那么多的工业机器、实物财富，抢回来那么多钱，国家能不发财？你的军队虽然打起仗来简直就是烧钱，但毕竟没有打败仗，既掠夺到外国大量财富，又刺激得国内实业蓬勃发展，经济当然是红红火火了！第二，你不是把东北、天津、上海等地都收复了吗？东北就不用说了，被日本人建设了整整十年，大部分成果都归我们了，天津和上海因为中日这几年贸易不断扩大而发展得日益兴旺，都是遍地黄金的宝地，统统收回来后自然又让我们大赚了一笔；第三，国内原先的实业基础也不是假的，咱们苦心经营好几年，各行各业都已经驶上正轨，自然形成了一个自洽的良性循环，咱们国家的地大物博同样不是虚的，那么多丰富资源，得到合理、正确、全力的开发，几亿国民埋头苦干，大批社会基础设施不断建设，加上德国人的援助、犹太人的援助、海外侨胞的援助，咱们的经济能不发展得如火如荼吗？”他啧啧地感叹，“说实话，去年比前年增长的一百多亿美元的gdp，超过一半是你用军队从国外抢回来的，打仗还真是生财之道！”
蒋纬国点起一根香烟，心头又喜悦又激动，同时对汪文婴最后那句“打仗还真是生财之道”很有感慨，他记得后世有一部日本电影《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山本五十六在太平洋战争前反对日本跟德国缔结联盟、反对日本对美开战但又身不由己地开启并指挥日美太平洋战争直至战死的故事，该电影有着美化山本、美化日本的嫌疑，但其中的不少细节却是耐人寻味的，比如，太平洋战争前，日本上下都渴望“发动新的战争”，一家小酒馆里，几个客人在边吃边聊，其中两个开工厂的商人抱怨道：“希特勒因为我们的犹豫，德国放弃跟日本缔结联盟了，完蛋了。”“真要感谢海军那帮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