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时候，光靠自己注意，也是不行的。”可能是被俄国女医生关切的话语打动了，大山岩叹息了一声，还是向她说了一句模糊的实话。
娜塔莉雅不太明白日本将军的这句话，但她并没有多问，只是用疑惑的目光注视着他。
“您知道林逸青这个人吧？”大山岩问道。
“我听说过他，他似乎是个乾国人，却是叛军的实际主帅，听说是一个很可怕的人。”娜塔莉娅回答道。
其实，她对林逸青的事迹知道得很详细，但和自己说话的，是日本军队的主帅，她出于谨慎小心，没有将她对林逸青的好感表露出来。
娜塔莉娅刚听说林逸青的事时，一开始是惊讶，但很快便转为了敬佩。
她很难想象，一个乾国人，不远万里，抛亲别友，孤身一人的来到日本，和那些勇敢的日本武士一起～无～错～ ..，为反抗日本政府的暴政而战斗！
也许是在林逸青的身上，她似乎看到了“十二月党人”的斗争精神，是以从一开始，她便对林逸青抱有好感。
当然，林逸青给她也带来了麻烦，那就是，无穷无尽的伤员和手术……
“您说得很对，他是一个可怕的人。”大山岩点了点头，“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人，他是一头嗜血的猛兽，一台……杀人的机器。”
说到“杀人机器”这几个字时，大山岩的眼中情不自禁的现出了恐惧之色。
“他那么可怕？”娜塔莉雅有些不以为然的说道，“我倒真想看看。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和您这样优雅而可爱的女子说这样可怕的人。未免有些残酷了。”大山岩很奇怪自己为什么要和她说这些。“不过，希望您还是不要有面对他的机会。”
娜塔莉雅点了点头，这时有人来找娜塔莉娅，有一个重要的手术需要她来完成，大山岩看到她很忙，便起身告辞了，她送他出了门后，便奔向手术室。作起准备来。
波兰第一营的营长把一纸向日本军医疗营报到的命令交给了护士格瑞丝，这使格瑞丝万分伤心。这就是说，他们不仅把她从营里调开，而且叫她完全离开自己的丈夫。
营长很厌烦这件事情，他缩着身子坐在自己的椅子里，等待着眼泪和哭诉。因为他自己也生得很矮小，他总有些怕见这个胖大的女人。可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格瑞丝读过命令后，只是叹了口气，接着她不知怎么的，奇怪地、很仔细地、仿佛怜悯地望着营长。并询问了要去的地方的地址和打哪儿走这些普通的问题以后，就离开了。
除了因跟丈夫萨茨维列科夫离别而引起的痛苦以外。还有一桩沉重的心事使她苦恼。格瑞丝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她明白了，她已经两天没工作了，而她是不习惯空闲的，因此觉得很苦恼。
在等候开往日本医疗营的顺路马车的时候，她看见一个头上包着绷带的俄军士兵在路上行走，就叫住了他：“这位先生，您怎么啦？是不是受了伤？”
“不，”那个俄罗斯士兵不乐意地回答道：“只是脓疮而已。”
“疥疮。”格瑞丝纠正道。
绷带松脱了，格瑞丝——不是没有困难地——说服了这个士兵，让她把他头上的绷带重新包扎过。不用说，她包扎起来又快又敏捷，这个士兵不由得变得温和些了。…
他们一同坐进了一辆马车，格瑞丝没有感觉到是走了一段路程。她给她的旅伴讲述了许多医药知识，问起了他的家庭和故乡。当这个士兵讲到伤心的事情——他的兄弟去世或儿子患病——的时候，她就伤心地摇头、不住地叹息。当他讲到愉快的事情——目前在白海捕获了大量的鱼，或者他的儿子恢复了健康——的时候，她就微笑、快乐地点头，并且追问：“真的？！是那样吗？这真是太好了！”
原来他是白海沿岸的北方人，说一口奇怪的沿海土语，引起了旅伴们的注意。
两天后，格瑞丝得到了调往另一支部队的医疗营去工作的调令。她立刻就动身上那儿去了。
很可惜，那个白海沿岸的人已经不跟她同路了，他循着他自己的前线道路不知往何处去了。格瑞丝的新旅伴是一个年轻的俄军中尉，脸上包扎着绷带。他时时用手按着脸，悲伤地低声咒骂着。
格瑞丝从自己的小箱子里拿出来一瓶酒精，浸湿了棉花，塞在中尉的病牙上。她甚至给他饮了少许酒精。同时她还说了些安慰的话。她说，她自己常常牙痛——这不是实话，在她看来，世界上没有比牙痛更难受的事情。
中尉喝了一些酒精后，同车的士兵们的话匣子渐渐打开了。他们每个人都认为把自己的病痛告诉富于同情心的格瑞丝，偶尔谈谈关于自己牙痛的会议，都是自己的义务。
“不过在生育的时候，疼痛更厉害，”格瑞丝说道，虽然她从来没有生育过，“当那是没有办法的。这是我们女人家的痛苦，既不能拒绝呵，又不能躲避它，生了孩子而后来又去埋葬他们。”
她自己的话使她很激动，她想起了她的萨茨维列科夫，仿佛她生了他而现在又把他埋葬了似的。
在医疗营里，她被派去当护理员。她到外科医官那儿去报到。
她很惊奇：外科医官原来是一个很年轻的女人，身材苗条，高个子，漂亮，脸色苍白而忧郁。穿在她身上的那件军大衣是这样的合身，以至不象一件军大衣，而象一件在城市里很时髦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