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难民，并不是自愿流落到这个程度的，都是因为辽东战事的已在失利，在鞑子的屠刀威胁下，不得不得背井离乡，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山东半岛的。
天启元年，努尔哈赤率兵攻克了沈阳和辽阳，随后对整个辽东都司进行征伐，一时间势头凶猛，短时间内攻陷了辽东大片土地。
随后便开始了对辽东汉民的奴役政策，辽东地区的大多数汉民（即除去原本就已经成为奴才的汉民以外），从“计丁授田”的后金国“民户”，下降为缴纳高额地租、惨遭庄主压迫的封建农奴，辽东汉民过的是苦不堪言，农奴制庄园恶性扩展，遍布后金占领区。
光是这些也就算了，对于汉民来说，只要能活下来，很多人都会选择忍耐，不到死亡威胁的时候，多半不会选择拼命反抗，然而努尔哈赤对待汉民不光是奴役，而且还有大规模的屠杀。
天启三年，六月，听说复州汉民人数增加，努尔哈赤认为这是明朝派人前来，试图带走这些汉民，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努尔哈赤派遣大贝勒代善、斋桑古、阿济格、杜度、硕讬等贝勒，率兵两万，前往复州。
根据努尔哈赤的命令，将复州男人全部杀光，女子及牲畜全部掳回，一时间，复州成为了无人之地，除了少数躲进深山之中的幸运儿，大部分人都成了鞑子的刀下之鬼。
天启五年正月，努尔哈赤连下九次命令，遣派大批鞑子，在建奴控制的大部分地区，查量汉民粮谷，凡每人有谷不及五斗的，定为“无谷之人”。
而“无谷之人”代表着“不耕田、无谷、不定居于家，欲由此地逃往彼处（明国）之光棍”，谕令八旗“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只要发现家中没有五斗米的人，或者是乞讨的汉民，一律逮捕，然后送往沈阳，集中屠杀，免得浪费粮食。
天启六年，努尔哈赤下达长谕，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历数镇江、长山岛、川城，耀州、彰义站、鞍山、海州、金州等地汉民武装反抗事例，宣布要斩杀叛逃之人。
他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各去自己辖属的村庄，“区别”汉民，凡系抗金者，一律处死。各将遵令，“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一时间沿海地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辽东的汉民面对的情况更加艰难，随时可能小命不保，自然不愿意在做鞑子的顺民，然而奋起反抗大部分都被杀死了，胆小一些的就开始逃亡。
当时逃跑的主要路线有三条，一条是陆路，逃到锦州以西，由于锦州到山海关之间是一条狭长的平原地带，北方是崇山峻岭，南方就是渤海，很适合屯田。
按照孙承宗的“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将这些逃难过来的辽东汉民，安排在这狭长的平原地带屯田，抽调其中的精壮男子为兵丁，组成了目前对抗鞑子的主力--关宁军中的基层士兵，军官依旧是辽西将门子弟担任。
第二条路线就是投奔毛文龙，天启元年，毛文龙受辽东巡抚王化贞之命，率二百人进攻皮岛，拿下皮岛后又带兵攻入镇江，擒获后金游击佟养真（又名佟养正，努尔哈赤妻弟，康熙姥爷）及其子佟丰年、其侄佟松年等，随派陈忠等袭双山，擒斩后金游击缪一真等。
随后宽甸、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归降毛文龙，后来毛文龙又控制黄海渤海之上诸多岛屿，又从后金手中攻下了铁山、昌城等城池，连带周围一大块区域，虽然这些地盘都在朝鲜，但是毛文龙就是死皮烂脸，不归还朝鲜，当做自己的地盘发展，而且还勒索朝鲜国王。
一直到毛文龙被袁崇焕斩杀，所接受的辽东汉民，超过六十万人，对于这些汉民来说，毛文龙就算是他们的再生父母了，虽然日子也过得很苦，但是起码比在后金占领区要好，不光被人当做奴隶，还随时面临着被砍掉脑袋的威胁。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毛文龙救下的可是六十万人，不知道比那个只会忽悠刚刚十七岁，还是个孩子的崇祯皇帝的袁大忽悠，强多少倍了。
第三条路线，就是从辽东半岛，渡海前往山东半岛的登莱二府，这一部分辽东汉民，差不多也有三四十万人，不过相比于前两种情况，他们的日子就要苦多了。
从辽东汉民上岸的一刻，就开始受到山东地方官府的盘剥，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人罩着，根本无力反抗，随便来个微末小吏，都能对他们颐气指使，吃拿卡要。
主要还是因为地缘因素，明朝立国之初，拿下辽东以后，几乎就没设置什么州县的民政机构，代之以军管，成立辽东都司，设置二十五个卫指挥使司。
可以说辽东汉民，大部分都是军户，或者是被卫所管辖的民户，文风不盛，读书人不多，压根没有几个出人头地的，几乎没有那种做官做的特别大的辽东人。
这也就意味着，朝中几乎没有他们辽东系的官员，被欺负之后，连一个替他们说话的人都没有，这年头，可没有什么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更没有什么同一个民族就是一家人的概念，有的只是趁火打劫，落井下石。
这个时代，讲究的是宗族和同乡关系，跟你非亲非故，没人会可怜你，别说你不是山东人，哪怕你不是本县人，是隔壁县的人，他们一样欺负你。
这种现象后世社会也有，只不过没有那么严重罢了，而且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