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上韩世忠和岳飞两位大将，李南发现自己似乎将南宋的名臣武将搜罗了不少。
不过这也很正常，毕竟当世诸国势弱，任何一个有野心之人想要大展才华，那也只能选择帝国了。
李南居高临下的扫视着殿中群臣，只待气氛有些不安之时，他才开口说道：“最近我在宫中安心静养，却听到朝野上下和坊间出现了一些奇怪的说法。诸卿，不知道可有此事啊？”
听到皇帝陛下说出这种话，金銮殿中的文臣武将顿时左右四顾起来。
“陛下，臣有本奏！”就在此时，一人出班奏道。
此人是从文臣队列走出来的，也是内阁的重臣，交通大臣宗泽。
宗泽自从归顺了帝国之后，这些年真是实打实的做了很多的实事，北方和南方两地的交通和水利之事全都由他督造，可谓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在本职工作上来说，宗泽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但他毕竟跟提利昂和克雷斯等人不一样，他不是李南的追随者，也有自己的思想和圈子。
最近帝国之内的儒家之士就已宗泽为首，对皇帝陛下大肆任用法家之人的现象极为不满。
李南早就从瓦里斯的口中知道此事，对于这种学说党派之争，即便是他这个皇帝，也不能蛮横打压。
正所谓堵不如疏，历朝历代都有党争，所以李南今天索性给他们儒家之人一个开口的机会，打算当堂将此事解决掉。
见到李南挥手示意自己说话，宗泽也不含糊，当即说出心中之言。
“乱世用重典沉珂下猛药，陛下当年建国之时正值纷争战乱，或许就是如此才会如此的信任法家。不过臣虽是儒家之人，但也对法家有所了解。
法家治国，法治就是通过规定，祖训，法律去治理国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最成功的例子莫过于先秦。
法家的确有不少的优点，例如法治有助管理国家，法治在整个使得国家有秩序，奖罚分明，有助团结国内力量，一致对外，若处于乱世，法治相当有成效。
秦朝当年处于战国时期，虽然得到了法家的助力，但却有些过份夸大法律的作用。
一味的强调依法治国，“以刑去刑”，而不重视道德的作用，这会让帝国的百姓都去追求利益，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
长此以往，帝国就要通过不断的制定法律，用利益、荣誉来诱导百姓，但这就引发了许多的问题，若是帝国万世都如陛下一般英明自然无碍，必然可以正确的引导帝国发展的方向，国兴；反之，则国衰！”
自古以来华夏的文臣们都有一个显著的特性，那就是为了自己的信仰的思想，或者是为了自认为的正确之事，他们没有不敢说的话语，也以不畏生死为荣。
宗泽这番话中有不少的大逆不道之语，要是遇到脾气不好的帝王，那恐怕就是当庭被处刑的节奏，最次也会被除却官职，打入天牢之中。
李南自然不会因言治宗泽之罪，而且宗泽等人反对自己以法家思想治国，也有一定的道理。
现如今毕竟不是当年了，帝国也早从四面皆是敌人的艰难处境中走了出来，虽然还有一些问题，但也算是国泰民安了。
用后世的眼观来看，在建国前期通过法治去巩固统治，平定动乱，维护社会稳定，之后就不能继续这样做了，应该改变思路，提高社会和谐，促进社会进步等等。
历史已经证明两种治国之道各有利弊。
法家的长处在于强国，以杀敌数论军功，就是以论能力，不论资历的典型。立木取信，上行下效，重实践，轻说教。
这些都是法家的精髓，也是儒家先天不足之处，而这些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在，都是十分重要的，试问一个社会是以论资排辈更有活力，还是有能者居之更好？
说教起作用，还是以身作则，更能服人？秦国的迅速灭亡并不能否定法家，因为秦朝恰恰是因为法家而强大的。
法家的刑法严酷，可以从秦国迅速灭亡看出来法家不适合治国，但也要看到法家的长处。
但儒家其实跟法家也有同样的问题。
礼治大于法治，抵制苛刻的法律，想要依靠德治来治理国家，希望将百姓培养成了想象中品德高尚的人。
思维僵化，保守中庸，过于强调仁爱，缺少开疆拓土的尚武精神，打击背离儒家规范的新奇思想。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抵制不符合儒家礼仪道德的事情，贬低工农商贸和体力劳动者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论调。
思索片刻，李南对宗泽说道：“说起来，朕也是首次当一国之君，并没有什么经验，所以一切都是在摸索中前行。
关于国家到底用什么思想来治理，其实根本没有定论。朕重用法家之人，以法家思想治国确实是因为当时更适合帝国而已。而就像你所说的那样，如今境遇不同，帝国也需要改变，此事我们可以以后再从长计议。”
闻听皇帝陛下开了金口，居然给出了这样惊人的答复，宗泽和朝中其他儒家子弟顿时大喜，连连谢恩退下。
暂时安抚完了儒家流派的朝臣之后，李南面色转冷，不悦的说道：“该用何种思想治国引发之事，朕还可以容忍，但有些事情，朕却不能忍！”
听到这里，殿中众臣也猜到了一些，参与了此事之人心中也有些惊惧之意。